王冬龄，生于1945年生，江苏如东人，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冬龄是一位传统功力深厚的书法家。他的草书，不仅开拓了书法艺术的视觉经验，也探索了由案头书法向展示书法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探索了书写行为的各种可能性。在用笔上，他从运指、运腕、到运臂乃至运动全身，都悉心尝试。近年来，他全力以赴，专攻巨幅，着力于对身体与作品的生发关系的体悟和表现。

邱振中，生于1947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水墨顾问。1995－1997年任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国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邱振中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和极富思辨力的书法家。他志在传统书法向当代艺术的转化，通过扩展作品的造型题材，通过扩展作品的文字题材，为书法的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徐冰，1955年出生于重庆，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并留校任教。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1990年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邀请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2008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是一位出色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文字，一直是他重要的创作主题。从《天书》、《新英文书法》到《地书》，二十多年来，他对文字的表现形式、它的意义和阅读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索。字体的演进、字型的变化、字序的排列、字义的释读，都是促进书法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徐冰以其独特的视野和表现手法，为观众开辟了一个“文字”的全新世界。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书法，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这与它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关乎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流变，指引着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玄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现代的学科分类，新的艺术理念的引入，切断了书法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关系，它的价值观和美学趣味也屡遭质疑。但是，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今天社会中却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冠以书法名义的各类学校、协会乃至商业机构和市场行为层出不穷，一片繁荣景象。是当代艺术出现了问题？还是书法家们对当代艺术不屑一顾？近期，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书与法——王冬龄、邱振中、徐冰作品展”中，书法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

《收藏·拍卖》：王冬龄老师和邱振中老师的书法作品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而徐冰老师的当代艺术作品也早已得到国际认可，请问你们怎么看待“现代书法”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认同这一说法的话，“现代书法”和传统书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邱振中：我想借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谈一种东西的现代风格的时候，这要求我们从不同的层面认识它，比如你看到某一幅画，里面让你回忆起某种现代大师作品风格，如马蒂斯或毕加索等，但实际上这幅画并不是大师之作；还有另一种作品，看了以后你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的感觉，就像昆德拉讲的“人性中从未被揭示的内容”，我认为后者是最厉害的艺术家。但是人们常常在谈“现代艺术”、“当代书法”的时候谈的都是第一种作品。

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在我们家几个朋友在那里坐着，突然我指着一张现代绘画说“你们看看这种画里有没有晋人的意味？”几个朋友看了以后说确实有，如果我说的跟你们感觉到的这件事情是成立的，那么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们如果可以通过一件根本跟晋人根本没有关系绘画，重现了一种晋人的风格，这就非常厉害了，我们天天谈复兴传统、要从发掘传统，但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这样利用过、发掘过、呈现过伟大的传统？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现代书法”了，我一直很反对“现代书法”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它把很多概念弄混了，我一直用的是“现代书法风格”。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书法的一些规则和技巧，同时又有现代生存的体验，这种体验或许比较深刻，关键是你怎么表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就像写古体诗歌，一旦不符合格律，你写出来就不像古体诗，但也许你用古体诗又没有办法表现当下生活那种活生生的感觉。这些都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的那个是能够带给我们既古老又新鲜，但是有一点从来没有被塑造过的东西。

所以好的书法必须符合两点：第一，它必须包含传统中核心的东西，要做到这点已经非常难。第二点更难，作品中要包括传统没有的东西，如果仅谈第二点那很容易，脚丫子夹一个笔随便涂一下就可以，但是这两点的共生非常难。

前几天几个朋友到我的画室来，看我的抽象绘画，其中有一位英国研究抽象绘画的理论家，他问我在画抽象绘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我说开玩笑说，“因为你是老外，所以我把我的第二个标准提到第一个，第一个提到第二个。实际上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现代的抽象水墨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好作品？第一，笔墨的水平上必须达到20世纪的最高峰，艺术家的对手、目标或比较的对象是齐白石和徐悲鸿；第二，作品的图形(形式)，必须是在整个20世纪的抽象文化里进行比较后，我们感觉是新颖的。这是我的理想和目标，否则做艺术有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一件作品的标签无论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还是新文化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刚才说的两点标准。

王冬龄：我是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也就是说中国美术学院把“现代书法”作为一个学术的研究课题立项，并且快有十年的历史，作为研究成果，我们做过几次“书非书”国际现代书法展。振中兄刚才讲他不太赞同“现代书法”这个名字，他后面加了两个字，“现代书法风格”，但我们为什么要要坚持“现代书法”四个字呢？尽管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就是要坚持，这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机构的坚持，就是要约定俗成，在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名字之前我们就这么做。

其实我从其他两位艺术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徐冰是一个观念艺术家，所以他讲，实际上汉字也好、书法也好，他是用这个来表现一种艺术观念，他是要反应当下中国人性格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振中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在我们书法界应该说是理论造诣最深的，他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所以他的作品是诗歌和书法结合起来的。我非常热爱书法也是个优秀的书手，希望我的字能写得像刚刚振中兄所讲的21世纪的最高水平。

徐冰：我并不是书法家，虽然小时候父亲逼着我每天写一篇大字描红。自从我做了《天书》这个作品以后，就和书法界发生了一些联系。因为书法界长期以来有关于文字、内容和和形式方面的探讨。我早期作品《天书》实际上把字的内容彻底抽空，同时又保留中国字体的外形，给书法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本次展览展出了从《天书》到《地书》的资料总汇，这实际是我一直以来对文字做的尝试和实验。我觉得比较有成绩的是英文方块字书法这个系列，实际上我是把中文和英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写体和文化压在一起，这有一点像包办婚姻，不管合适不合适都放在一起。最后这个书法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文字，或者是戴着面具的文字，它给你一个熟悉的脸，但是你真的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觉得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对现有的文化概念的认识进行挑战。

《地书》这个作品实际上是源于我十年前的一个想法，有一次我看到口香糖上的小标志，小标志告诉人们吃完了口香糖的胶状物要包在纸里然后扔到垃圾筒，既然用这几个标志可以写一个小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用成千上万的小标志写一篇长篇小说，从那时候我开始搜集这样的符号和标志。我搜集标志和符号不经过任何创造，因为收集回来的标志都是在公共领域可以辨识的。经过了七年的实验，这件作品今天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我期待这本书成为一本在世界各地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并且是一本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书，阅读并不取决于你教育程度的高低，也不取决于你是哪个文化体系。二十多年前我做了一本《天书》，这本《天书》谁也看不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做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是谁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