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收藏运动聚集了数千万富人与穷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轮旷世聚赌，必然会造就一部分社会新富。随着经济地位发生的巨变，为了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开始着手寻找政治代言人，与权力结盟，进而获得更大的社会话语权，以源源不断地攫取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

本节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是我在暗访中结识的朋友，他们同意我真实地描述他们的故事，但不允许我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地名。

“就为你们举办一次化妆舞会吧！”我开玩笑说。

“那个时代没有化妆舞会，可这几十年我的确像前后经历了两个梦——穷得穿不上衣、吃不饱饭，富得数不完钱、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想，总有一个梦是真、一个是假！可又一想啊，糊涂了，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老二——为了兑现承诺，去掉他的姓氏，将名词改作数量词——这样对我说。听他说这话时，我想到庄周梦蝶——周梦蝶还是蝶梦周？真是圣人无意啊！

他是三兄弟中读书最多的一个，老大该读书时家里没米下锅，老三该读书时老二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小孩读书。所以，老二成为他们家庭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一张1983年的初中毕业证在堂屋里挂了足足十年，成为他们家族的全部荣誉与希冀，直到那栋还是在他父亲的爷爷手上盖的“连三间”土砖房被拆迁。

提起那栋土砖“连三间”屋拆迁的事，三兄弟至今还如鲠在喉。那还是1999年的事，三兄弟好不容易凑了几万块钱打算盖栋新楼，没曾想旧屋刚拆完，公安就找上门来，将老大老二一起带走，并宣布了两兄弟所犯的两项罪名：一，盗墓；二，走私国家珍贵文物。

在出门上警车的那一刻，老大忽然大声冲公安喊道：“事情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不关我弟弟什么事！你们放了他！放了他……”老大一边喊，一边还使劲向弟弟使眼色。其实他不用使眼色，听那一声喊叫老二也听明白了哥哥的意思，他马上接茬儿跟着叫唤：“我什么都没做，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说起来这家兄弟所犯的案情很简单：此前，深圳海关截获了一件西周青铜器，经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经过审问，走私者供认东西是从一位外省人那里买来的，并交代了贩卖者的详细住址。当地公安接案后，先对涉案两兄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除开走私文物之外，还有盗墓嫌疑。于是，俩兄弟被带进公安局。

进了局子以后，老大什么都招了，墓是他盗的，青铜器是他卖给深圳文物贩子的，两次共得赃款8万多块钱，都买了盖房子需要的建筑材料。他还一口咬定此事与两个弟弟毫无关系，他们不知情。老二被车轮战审问了两天两夜，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开口就喊冤枉。公安说，“你哥哥什么都招了，你还不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二说：“他干了坏事招了是他的事，我什么都没干，你让我交代什么？”

其实跟深圳人直接交易的是老大，盗墓却是老二老三两人干的事。既然都被老大顶了，公安又拿不到老二老三的证据和口供，当然就无法治他们的罪了。末了，老大因为盗墓和参入走私国家一级文物被判了死刑。老二无罪释放。

老二回家后，又找出两件同时出土的青铜器，并且向亲戚朋友借了8万块钱，以老大的名义送进公安局，表示悔罪。恰巧深圳那边的走私犯也协助公安部门追回了卖到香港去的那件青铜尊，被广东法院改判死缓，老大这边属于从犯也跟着沾光了，加上又有主动交出赃物和赃款的立功表现，被当地法院效仿判了死缓。

“那一阵子别提有多惨，老屋拆了，打算盖新房子的材料也打折卖了替哥哥交罚款保命，我跟老三就靠到附近窑厂里打工维持生计，白天帮老板和泥拉坯，晚上就睡在窑厂里帮人看场子，省几个房租钱！”老二看上去很豁达，讲起20年前他们家族所蒙受的苦难并不显得苦大仇深。

老二是我的采访对象中职务最多的人，名片正面首行印着XX独资瓷业公司董事长，下面跟着一连串的社会职务——当地人大常委会委员、工商联副主席、手工业联合会主席，等等，大约有10几行，从名片的正面延伸到反面。熟悉国情的人看一眼这些头衔，肯定就会明白此人今非昔比。的确，老二不再是当年那个掘坟盗墓、靠了哥哥顶罪才侥幸逃过牢狱之灾的初中毕业生，而是一位有着巨大财富号召力的财主。为了弄清楚他的真实发迹史，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约访了能找得到的所有知情者，好不容易才拼拢了一个大概。

“那小子怎么发起来的？我敢断定他走的不是什么正路！指不定当年他盗墓搞的文物压根儿就没全部上缴，过后又去走私贩卖！”一位当年拘押过老二的公安局警员这样对我说。

他还感叹地告诉我：“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他搞到了钱，他哥哥，就是那个我们侦办的文物走私案子判了死缓的，前几年先是减刑为无期，空一年又无期改有期，又过了两年有期改提前释放！有什么立功表现？没有，说来说去人家现在是亿万富翁、本地首富，还是钱立的功！”

“我最了解他，他哥哥判刑以后，他俩兄弟那个可怜相啊，您是没看见，真叫衣不遮体，东吃一顿、西混一顿。在窑厂里打工又嫌活儿累、挣钱少，后来他堂叔让我带他俩兄弟下乡收古董、去北京跑单帮，挣点辛苦钱！”说这话的是三兄弟的一位远房亲戚胡老板，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古玩店。他告诉我，像他这样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成立时进场的人，现在都混出了个人样，有几百上千万资产的不在少数。"

胡老板还说：“那会儿东西很好收，钱也好赚！上十块钱从乡下收一个晚清、民国的青花罐，拿到潘家园可以卖到几十百来块钱，下去跑一趟怎么也能赚几千万把块钱！”胡老板说着把话题转回老二：“那小子脑瓜灵光，跟着我干两年就单飞了。他胃口很大，让弟弟在北京支摊子卖一点大路货，自己天南海北四处找货，整的都是一些我们不敢搞的高档古董，‘老三代’青铜器、战汉玉器、高古瓷器，什么都有！

“当时卖那些东西的风险比现在要大，潘家园、古玩城有专门的文物检查小组长期驻守，每逢周日开市都会到各摊位检查，发现出土文物一概没收！他整的大东西不拿到摊上卖，完整器偷偷运到广东卖给他哥哥原来的道上朋友，转手就倒到香港去了！一部分残器和普通点的‘土货’或‘水货’(出土、出水文物)，就在北京收藏圈内消化掉。北京这些有头有脸的大收藏家，很多藏品说起来传承有序，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卖给他们的，不相信我可以给您数出一串儿！像XXX、XXX……”胡老板给我列出一串名单。

最后，胡老板感叹道：“做生意总是这样，饿死胆儿小的、撑死胆儿大的！没几年工夫，那小子就发达了，生意直接做到了香港。究竟挣了多少不知道，他在北京买了房子、老家盖了大楼，娶了个年轻大学生做老婆，外面还养了好几个女的……”

包女士(化名)也是北京一家古玩店的老板，据说她原来是老二的相好，她那家店铺和第一批商品都是老二盘下来送给她作为分手费的。包女士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虽然话里话外可以听出她有旧情未了，但表述起来却是没遮没掩，不时会爆出些猛料：“从05年开始，他就在自家院子里搞了两个窑厂，花高价请了最好的画工和师傅用柴窑烧制官窑瓷器。他仿制的东西不怕专家过眼，也不怕上机测试，那就是跟真东西没什么区别。一件东西出手起码几十万，订货的客户国内外都有！跟您挑明了讲吧，好多拍卖行都拿了样品去他们家订货！

“外界传闻老二走私、卖古董，其实那还是开始几年的事，现在人家根本犯不上再去冒那个险了，他做的是仿古生意，光明正大地挣钱！”包女士最后说。

当地一家博物馆的桑研究员(化名)对关于老二高仿品的神话颇为不屑，他对记者说：“那是外界给他抬轿子编造的花环，他自己也需要这样的神话来抬高市价！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哪有鉴别不出真假的东西？再说，国内一些拍卖公司好蒙，像苏富比和佳士得那样的国际大公司跟他合伙欺骗买主是不太可能的！他是在境外拍过几件官窑瓷器，成交价都过了百万、千万，但那些不是高仿品，那是真东西呀！”

“您这说的倒真有点吹捧他的意思了！他一个要饭的出身，哪来的官窑瓷器？”我反驳桑研究员。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现今这世道黑呀！有钱人什么事办不到？他在境外公开拍卖的那两件东西，本来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桑研究员牢骚很大，他说自己因为这件事吃过暗亏。

“他从上级领导那里批了一张条子，说是要搞科研解密古代官窑瓷器的烧制方法，美其名曰传承官窑文化，需要借两件东西出馆做样本。我当时强烈反对，这不符合文物管理条例呀！可没用啊，留下20万押金，东西拿走了！一个月后，那两件官窑器物仿制成功，东西还给博物馆，又加付了10万租金！”

“个把月时间一共付了30万，那你们不是挺合算的吗？放仓库里搁着也是搁着……”我说。

“合算？我告诉您，他还回来的不是真品，是他自己仿制的假东西！”桑研究员提及此事就生气，嘴唇有些颤抖。

“您这种说法有依据吗？是不是仅仅因为对他的人品有怀疑？”类似这样的事情圈内虽然早有传闻，但是如此逼真地从当事人嘴里讲出来，我还是非常吃惊。

“我公开表明了我的观点：第一，绘画在细微末节上与原件有出入；第二，青料发色与原件有些微出入。领导们都说我没事找事，根本不理这个茬！后来在我一再坚持下，馆里就这两件东西专门开了一次论证会，除开我们两三个本馆业务人员外，还请了两位上级文博单位的专家一起参加。结果我的意见被否决！”

桑研究员还告诉我，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领导看他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干什么事情都会遭责难，所以自己就提前退休了。

“那两件东西当时做过机器测试吗？”我问。

“没有，做也是白做！清代的东西，加上原件没上过机测，也没有任何数据，死无对证……”

“您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您自己的判断失误呢？”尽管我听过有关文物的案例无数，但实在无法接受这么荒唐的现实。

他摇摇头：“我一走，听说那些参加过论证的专家都被聘为他们公司的技术顾问、特约研究员！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桑研究员用一声长叹结束了一个近乎离奇的故事。

“大家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能怪谁？怪鬼还是怪出钱的雇主？”初中生老二的话语总是那样深刻，常常挤得出一些深奥的哲学酱汁。跟他深交之前我做好了磨砺自己的耐力和智力的准备，没料想那家伙竟然玩世不恭地对我说：“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您，本来我思谋以后不做生意了就把自己这一生经历的事写一本书，现在先由您代劳，倒是省心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您的书写出来后别让我为难，咱们也来一个‘甄士隐(去)、贾雨村(言)’怎样？”

在与老二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似乎读过不少书，动辄引经据典。谁要敢轻视老二的智力和才干或不把他当知识分子，那真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您说我们哥仨，过去谁把咱当人看？盗墓贼、劳改犯！现在怎么样？走到哪里都高人一头，凭什么？不就是钱？我是挣了很多钱，开销也很多、很大，每年向上要为政府的面子工程捐款，为官员们出国考察、购物报销成堆的发票，做的高仿瓷器拿给他们去送礼。向下给希望工程、受灾群众做慈善，这些开支将近要占我们公司利润的一半多！当然，我得到的回报也不少，除开在税收方面明里暗里都享受优惠之外，还有名啊！这个委员、那个特约研究员，别看这些都是虚名，指不定在哪个环节上就能派上用场！

“就说您来的那天我没有亲自接待，就是因为北京来了人，考察我们公司的一项很大的工程，如果谈成了，国家下拨给我一个亿的科研经费！另外呢，他们这次还派给我几单任务，烧制一批外事活动的国礼瓷器，让我开价。这种活儿等于给我们公司免费做高级广告，别人上杆子求都求不到手的呀！咱还能要钱？我说不要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可领导说‘为什么不要钱呀？国家不差你这几个钱！’当然，我不会亏待所有诚心帮助过我们的各级领导！但是——”董事长老二说到这里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为了强调接下来要说的内容。

“我心里清清楚楚，那些政府官员名义上是帮我，实际上主要是帮他们自己，因为每一单生意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头些年时兴给官员们的妻子儿女送股份，每年年末参加分红。后来中央发文件，对高干的家属子女参股企业作了严格的限制，胆大的暗地里还在搞，胆小的就变换方式，很多人干脆就收现金。还有更小胆的官员，我们就送古董、送我们自己生产的精仿品。”

“还有一个问题，您现在头衔那么多，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个‘红顶子商人’。那些头衔对您的事业能有多大用处？”我问道。

“我这么给您打个比方吧，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都要去拉拢说服国会议员？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参选的阶段还是当上总统后在施政方面有什么新提案出台，都需要议员的选票支持吧？那么好，那些有投票权的议员们自身的利益，总统先生要不要保护？中国的国情虽然还没到那一步，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讲，有些面子上的民主哪怕是走过场也得走走吧？既然要让人大委员、政协委员投票，得票多的人总比得票少的面子上好看一些吧？这事儿说到底，我们和政府官员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方面的关系，现在是越来越紧密了，谁也离不开谁！

“比方说，前年有媒体给我们曝光，说我们公司生产的高仿品被人拿去当官窑真品拍卖，并且高价成交。类似这种事情经常碰得到，作为政府部门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让公司停业整顿、接受调查处理，另一种方式是对舆论进行疏导。市领导采取了后一种方式，一方面向媒体表明我们公司生产高仿品是传承官窑文化的科研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司法方式摘清了我们和拍卖公司卖假的关系，强调制造原子弹与使用原子弹有着根本性质的差别。

“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现在不是个体，而是集团行为，把我们整垮了，对地方政府而言每年几百万税收、几十万赞助款没了，还有随时可取的高档礼品也没了。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失去的是一台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提款机呀！既然如此，人家为什么要跟我们过不去呢？

“这场拍卖风波过去后，不但我们的利益没受到损失，而且还坏事变好事，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高仿品可以以假乱真，直至高价上拍。自那以后，我们的订单供不应求，就连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也频频光顾，收藏我们的高仿品！”

从文物黑客到政治明星，“老二”们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仔细思考却也并不偶然，黑金政治、资本丑闻，早已经是西方世界的古老剧目了，只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被中国的新兴资本家翻出来重新演绎一把而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全民收藏运动，就这样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新富，他们往往集收藏家、制假者、买卖人、经济人等多种角色于一身，是弥漫在收藏市场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一夜暴富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个国宝神话的炮制者，是一次次收藏热点的兴风作浪人。通过近30年的资本积累，这部分人的能量与合力，足以影响中国庞大的文物市场。至今，在他们制造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忽悠下，数千万收藏者仍津津有味地游戏于一个巨大的财富泡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