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亿元的拍卖成交价，以及随后的“优先购买权”之争，让曾经闻名于世的过云楼藏书再一次“名满天下”。 

过云楼是苏州名门顾氏的一座私家藏画藏书楼，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楼名“过云”，取“过眼烟云”之意。顾氏以平常淡泊的文士心态进行收藏，但经过6代人的传承，过云楼藏书之富、之珍，却足称价值连城的传世宝库。特别是所藏众多的宋元古椠，令人叹为观止。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 

近日因拍卖和归宿之争而沸沸扬扬的过云楼藏书，仅是其藏书总数的四分之一。随着6月21日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复，这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最终由江苏凤凰传媒集团购得，并将由南京图书馆保管收藏。而过云楼藏书的另外四分之三，已于20年前入藏该馆。 

持续两周的争夺战尘埃落定，过云楼藏书聚首合璧，算是一个大团圆结局。而这次一波三折的藏书之争，让一次兴奋点在价格创纪录的古籍拍卖，演变成了一次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事件，由此揭开了过云楼的百年传奇。 

拍卖风波 

“一亿八千八百万，最后一次！”6月4日21时48分，随着拍卖师的落槌，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最终被9028号举牌者竞得。 

这批藏书的起拍价就高达1.8亿元，一个中国古籍拍卖市场上从未达到的数字。可能是因为创纪录的拍卖价格，让拍卖师的第一次加价就犯了错。1.8亿元有人举牌后，拍卖师报出了1.9亿元的价格，台下一时无人应价。 

“报错了，应该是每次加价100万元。”拍卖师很快纠正了错误。此后的竞争就在9008号和9028号之间展开。9028号的牌子坚决地举到了最后的1.88亿元。 

9028号买家究竟是谁？拍卖现场并未透露，但很快，网络上就爆出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成功竞拍过云楼藏书的消息。 

其实，凤凰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海燕就站在拍卖现场后排企足而望的人群中。作为参与此次竞拍的决策者，陈海燕对到不到现场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去了，怕暴露凤凰出版集团志在必得的决心，反而增加竞拍对手的购买意愿，推高竞拍价格；不去，又实在放心不下。几番思量，陈海燕还是独自打车，悄悄到了现场。 

据拍卖方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介绍，这套过云楼藏书总计179部1292册，是此前惟一在私人手中的国宝级拍品，无论是文物价值还是文献、史料价值，都无法衡量。拍卖藏书全部属于文物监管范围，其中包括珍贵的宋版书2部：宋版《锦绣万花谷》前、后集，宋杜大桂编纂《皇朝名臣续编碑传婉琰集》；元刻书3部：元胡一桂撰《周易启蒙传三篇外传一篇》，元黄瑞节附录《易学启蒙朱子成书》，元太监王公编《针灸资生经》七卷。特别是宋版《锦绣万花谷》，堪称中国古籍里的“天字第一号”藏品。 

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顾问、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沈燮元告诉记者，《锦绣万花谷》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刊刻发行，为南宋大型类书，也是目前已知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作者把自己曾经看过的书、通晓的知识，按照内容的不同，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包含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书画等具体门类。“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兵器谱’，对它的推广，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艺术品真正的价值排序。” 

过云楼完整保存了《锦绣万花谷》的前、后集共40册80卷，品相完好。这部宋版书目前已知只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收藏，但都没有过云楼所藏完整。收藏界有句名言：“一页宋版一两金。”80卷品相完好的《锦绣万花谷》的价值可想而知。 

竞拍成功的第二天，凤凰集团高调召开发布会，阐述对这批藏书的六大设想，包括承诺永久收藏、将选址投资兴建藏书楼、制订出版规划等。不过，此前一天拍卖会结束时，拍卖方的一则特别说明，却让凤凰集团能否最终拥有这批藏书成为悬念，也为之后过云楼藏书归宿之争留下伏笔。 

在过云楼藏书成功拍卖后，匡时拍卖称：“本次竞拍之后的7个工作日内，如果有国有收藏单位行使优先购买权，则有权以现场竞得人同样的竞买价格成为该批藏书的购买人。” 

所谓“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优先于第三人购买的权利。在文物收藏界，这是一条被广泛认知的规则。出于文物保护的考量，这里的“特定人”，指的就是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作为出版传媒企业的凤凰集团，显然并非“特定人”。 

果然，拍卖会7天之后，北京大学在其官网宣布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过云楼藏书。 

与凤凰集团的高调相比，在此后一波三折的过云楼藏书“争夺战”中，北京大学除了在官网上发布声明外，其相关负责人一直不予直接回应。 

对北大声称的“优先购买权”，凤凰集团乃至江苏省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凤凰集团竞拍过云楼藏书并非是商业行为，江苏省政府确定此项收购由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实施，由南京图书馆收藏。所以，购买过云楼藏书是政府支持下的行为，有文博单位的参与。 

北大随后再发声明，坚持行使优先购买权进行收购，经费将从社会捐赠募集。声明中特别提到，“拍卖当天北大是参与竞拍的唯一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关于过云楼藏书的争夺，一时陷入胶着。 

珍品纷披 

在外界的议论沸沸扬扬之时，苏州“过云楼”旧居却寂静一如往昔。外面的风云激荡，看不出对这里有什么影响。 

记者到达苏州时，适逢梅雨，粉墙黛瓦的姑苏古城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下，宁静温婉。过云楼就坐落在市中心干将路上，像苏州城内的大多数建筑一样，过云楼也是粉墙黛瓦、飞瓴翘角。当年的过云楼毁于日军侵华时期的炮火，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屹立的，是今人根据史料复制而成。 

过云楼原是苏州名门望族顾氏的私家藏书楼。修建过云楼的顾文彬，是清道光进士，晚年在苏州购得明代旧园，改建为包括住宅、花园、祠堂的典型大宅，并命名为“过云楼”。如今，作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过云楼虽然庭院和牌匾尚在，但已经没有藏品，昔日的书籍、字画都已由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现在的大宅里，是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苏州市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市歌舞剧院等单位的办公场所。 

在过云楼办公的地下管线管理所所长潘峰对这里曾经的主人称赞不已。他说，顾家人很不容易，战乱期间，再苦再难都没有把收藏的字画、古籍卖掉，为国家保留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管线管理所虽不是文化机构，但在使用中一直对“过云楼”进行适当维护。他指着院内一栋悬挂“过云楼”牌匾的两层建筑说，这是顾宅的第三进，其中一栋是藏书楼。院内有一口老井，近期整理环境时才被发现，让人惊讶的是，多年未用，井水竟依然清冽，可直接饮用。 

自清道光以来，顾氏收藏已超过六代。过云楼最先以顾氏家族的藏画闻名，但其藏书却不轻易示人，只列于过云楼密室之中。虽然举世公认顾氏为当世藏书大家，而其收藏却始终神秘。直到这次匡时拍卖的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与另外四分之三重新聚首南京图书馆，私藏全部变为公藏，人们才终于得见过云楼藏书全貌。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陈立告诉记者，1991年，顾氏后人委托苏州古旧书店向南图提交了三份过云楼藏书目录(当时过云楼藏书已被分为四份，由顾家四房后人继承)，顾家非常希望国有图书馆能整体收购这批珍贵古籍，以免家传散佚。南图当时委派副馆长、古籍部主任宫爱东和副馆长、著名版本学家潘天祯经手此事。在确认这批古籍的价值后，南图紧急向省政府打报告，得到了省政府的全力支持。1992年，省财政拨款40万元购得这些藏书。 

这个价格和眼下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1.88亿元的拍卖价已经没有比较的意义，而且当时顾氏后人将这些藏书出售，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其寻找一个妥善的归宿。南图在购得这批藏书后，也一直独立珍藏，从未对外大肆宣扬。直到这次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风波乍起，南图才专门召集了过云楼藏书鉴定会，特别邀请北京、上海及南京的全国古籍界声名卓著的鉴定权威李致忠、陈先行、杨成凯、沈燮元等，对南图四分之三过云楼藏书进行全面、系统的鉴定。 

南京图书馆1992年所购过云楼藏书共541部3707册，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版本类别完备精善，几乎囊括古代纸质书籍的所有类型。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人间罕见，珍品纷披。 

加上日前拍卖的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的全貌终于公之于众：全部藏书共720部4999册，至为珍贵的宋元刻本就有22部之多。 

不过，这只能说是流传有序、保存至今的全部过云楼藏书。真正鼎盛时期的过云楼藏书数量，应该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沈燮元介绍，过云楼传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时，应该是其藏品最为丰富的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外界得以窥见其珍藏一斑。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先生。

藏书十四忌 

顾鹤逸不但是藏书大家，也是清末民初的书画名家，与傅增湘是好友。傅增湘久慕过云楼藏书之富，多次要求入室一览。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但提出了苛刻条件，只能翻阅不能带纸笔抄写。傅增湘如约，每日空手入过云楼，观书数种，晚上回去依记忆写下书目。 

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傅增湘编纂成了《顾鹤逸藏书目》，于上世纪30年代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洋洋大观的过云楼藏书终于被世人所知。 

傅增湘对版本目录学识见极高，记录在这个《藏书目》中的只是能入他法眼的珍稀、精善之本，普通线装书并未收录在内。即便是已列入其中的，傅增湘也自言“目录下漏注尚多”。根据这个《藏书目》可知，过云楼藏书中，宋元古椠有50种(其中傅增湘判断为明本的有9种)，精写旧抄本有165种，明版书籍149种，清精印本175种。 

仅就傅增湘所记下的宋元古椠来说，当时的过云楼藏书之富也要远多于现在的存世书目。 

《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过云楼藏书在战乱中多有破坏散失，此后“文革”中又遭抄家劫难，几次损失令人扼腕。幸好顾氏一族历经磨难，谨守护持，总算把祖上历经三代收集的绝大部分过云楼藏书留存下来。 

过云楼的第一任主人就是建成此楼的顾文彬。与顾氏家族交往颇深的苏州档案局局长沈慧瑛介绍，在文人雅士辈出的姑苏古城，顾氏也是家学渊源的名门望族，祖上一直有藏书藏画的雅好。只是顾文彬父辈的藏品多数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散失。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私家藏品流散在社会上，就如许多私家园林毁于战火，许多湖石待价出售一样，顾文彬广为收购，藏品很快丰富起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浙江宁绍道台任上的顾文彬称病辞官，返家潜心于书画艺文之中，怡然自乐。他让三子顾承主外收购，自己则对内打理。在藏品的采购上，从不吝惜钱财，他总是嘱咐儿子：“汝可放胆购之可也”。 

购《褚摹兰亭序》及《唐人经》时，顾文彬命儿子顾承以白银六百两两卷并获，信中称：“汝料及我遇此尤物，即千金拼得出。”购买颜真卿、怀素的至宝时，顾文彬授意儿子“即使费数千元，断不吝惜”。 

顾氏这个藏画藏书楼以“过云”为名，是取“过眼烟云”之意。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说：“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 

但是，过云楼主人从未真正把他的收藏看做“过眼烟云”，而是极为珍视，甚至到了秘不示人的程度。有意思的是，顾家人对画作倒是大方，收得名人字画皆可与同好共赏，也经常借与别人临摹，唯独对藏书极其隐秘，有单独密室收藏，非家人难得一见。所以，在傅增湘《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前，世人皆知过云楼藏画多珍，而过云楼藏书似乎只是坊间传说。 

时至今日，无论是匡时拍卖公司拍卖的过云楼藏书，还是秘藏于南京图书馆的过云楼藏书，多半保存完好、平整如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顾文彬为子孙规定的藏书法则“十四忌”：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 

据说，“十四忌”当年就刻在过云楼藏书密室的门楣上，以提醒每个取阅之人尽心爱护藏书。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十四忌”要求天阴雨、地肮脏、有烛火、饮酒后、临摹抄写、强行借阅等14种情形下，都不得进入过云楼取阅藏品。 

顾文彬的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三子顾承都喜欢书画，全家热心收藏。但长子、次子皆早亡。顾文彬曾寄予厚望的三子顾承却未能延续他的收藏事业。 

后世记载，顾承几乎是一位书画鉴赏奇才，各种古董到他手中，立即能分辨出真假，一百次也失手不到一次。同时，顾承对于古董收藏的嗜好、涉及的品类也超越前人。可惜顾承从小体弱多病，49岁便撒手人寰。 

顾家的收藏事业经历了短暂的低落，到了孙辈顾承之子顾鹤逸这里又重新发扬光大。顾鹤逸终身不仕，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顾鹤逸常请画坛新秀到过云楼品鉴临摹藏品，组织苏州书画界精英在怡园聚会，孕育了著名的“怡园画社”。在当时书画界，顾鹤逸备受推崇，有人称之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张大千赞誉他为“当代鉴赏第一人”，吴湖帆则因为曾被他称赞过而兴奋不已。 

在藏书方面，顾鹤逸与乃祖、乃父如出一辙地爱书如痴。顾鹤逸不但继承了父亲顾承分得的藏品，又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在继承顾文彬留遗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过云楼收藏，不仅书画达上千幅，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也有800余种之多，名震江南，过云楼收藏达到鼎盛。 

然而历史大潮却在这时把过云楼裹进了漩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最苦难深重的日子里，过云楼藏书也开始了颠沛流离。 

“很富有，但是没有钱” 

1937年8月13日，蓄谋已久的侵华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惨烈的淞沪会战开始。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8月14日苏州即开始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上海危在旦夕，炮火硝烟阴云一样压向姑苏古城。这座城市文人雅士众多，像顾氏一样醉心收藏的人家比比皆是。而今，苏州已成覆巢之势，古城街巷中的深宅大院，再不是那些私家瑰宝的万全栖身之地。 

书画古籍的收藏，本就比其他古物更难，要防火、防潮、防蛀、防盗……战事逼近，还要防炮火！而炮火并非人力所能抵抗，一介文士的收藏家们只能趋避。 

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苏州周围，唯一可能躲过侵华日军炸弹蹂躏的地方只有上海租界。他们带着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藏匿家中，祈祷它们能幸运地躲过战火和日军的劫掠。 

而这时，顾氏已经分为四支，过云楼收藏也一分为四，分别继承。这也成为今日过云楼藏书“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由来。 

自古以来，创业艰难，而守业更难。历史上曾有多少雄视一代的大收藏家，收藏之富曾辉煌一时，然而，或因后世的奢侈挥霍、争产夺业，或经社会动乱、时代变迁，或遭水火灾祸，皆不能世代相守，以致散失损毁，有负先人的苦诣。过云楼在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前三代先人呕心沥血，创建起足以雄视江南的书画宝库，如何长期完整地保存这批历史文化遗宝，则是后世人面临的难题。 

顾鹤逸在去世前五年(1925年)已立定分家书，将过云楼藏品分为四册，以抽签形式分配给顾公柔、顾公可、顾公雄、顾公硕四子。顾鹤逸怕儿子不谙价值，便将这些藏品一一评定，在名册上“以墨笔规出，视圈之多少即定价之多少，其有名重一时世无二本之物，更以小印铃出为记”。他将这些收藏“一生视为性命”，希望子孙后代不致弃若泥沙。 

至于过云楼藏品具体的分配，由于涉及家族事务，再加上业内不透露古物出售人的“行规”，外界无从知晓。只有顾公雄和顾公硕的后人曾对外界谈起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辗转流离，让今人能够了解乱世中过云楼藏书的多舛命运。 

顾公雄和顾公硕当时居住在苏州朱家园的一座大宅里。1937年8月16日，日军对苏州进行空袭，一颗炸弹落在朱家园的顾家院子里，庭院中门窗尽毁，一片狼藉。万幸的是，主楼无恙，楼中藏品未受损害。 

受此一惊，顾公雄和顾公硕赶忙想对策应付空袭。他们把庭院后房的地板挖开，向下挖出一条地道，转向庭院。庭院的地面之下，被挖出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地窖，里面铺上油毛毡隔水防潮，其上再铺一层水泥。这个地窖，是顾家为过云楼藏品建的一个简易防空洞。大量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被装入铁皮箱，存入地窖。后房的地窖出入口又被覆上地板，收拾成原来的模样。 

做好这些之后，顾公雄和顾公硕带着家人，分别逃难。 

顾公硕一家起初并未远离苏州，他们先是搬到了城郊的横泾镇，后来又跟着大批苏州市民躲到了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顾公硕在光福镇的徐家祠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才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而顾公雄的妻子沈同樾是常熟人，他们先是到常熟居住了一段时间。1938年初，在妹夫的帮助下，顾公雄一家搭乘上海一家食品厂的卡车，准备前往上海租界。“这次搭车，留下了顾公雄只要书画不要儿子的故事。”与顾家人熟识的沈慧瑛说。 

逃往上海途中，仅有的一辆车装满了书画古籍，无法坐人。无奈之下，顾公雄决定把笃璋、笃球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一家小店的阁楼上，先将文物运往上海。上海的亲戚见了面就问：“孩子呢？”他才急起来：“喔唷，还在汽车站！”从此顾家亲友常笑话他只要书画，连儿子都不要了！ 

顾家人在日军到达前安全逃离了苏州，而顾氏收藏的盛名，却给他们的住所招来了目的性极强的日军劫掠。 

日本其实早有人觊觎过云楼的稀世珍藏。早在顾鹤逸在世时，就常有日本学者登门拜访，都是地道的“中国通”、“汉学家”。因志趣相投，顾鹤逸与这些日本学者相谈甚欢，甚至还破例将古籍给他们借阅。 

沈慧瑛说，顾鹤逸一身儒士风范，为人热情，心地纯净，他把人的学识和品德划了等号。殊不知遇到的却是有才无德的日本“汉学家”。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至今还保留着祖父的一份借书记录。 

一个名叫岛田翰的日本人谙通汉学及版本学，与顾鹤逸谈得投机。有一回岛田翰要借书，顾鹤逸便将元刻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八册借给他。哪曾想岛田翰借书之后便一去不返，此书也就一直未还。 

苏州沦陷后，日本人再不用玩这种“明借暗取”的伎俩，对顾家的藏品直接明抢。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 

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已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未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这些虽非过云楼主要藏品，但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样不可估量。显然，那些穿着军装的日军搜查者都是“行家”。 

抗战八年，顾家人寄居上海租界，没有经济收入，只能依靠积蓄度日。顾家虽然家大业大，然而家中资产多数都换成了书画收藏，积蓄并不丰厚。而他们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藏品，随便拿出一件都价值连城。但顾家人恪守祖训，忍耐着生活的拮据，节衣缩食守护着那些历经劫难的“故纸堆”。 

顾公雄的小儿子顾笃球那时在上海震旦大学念书，生活极为清减，每餐只吃干面包。知道他身世的好友极为不解，顾笃球便说：“我们家很富有，但是没有钱。” 

这是顾家的真实写照，也是顾氏后人一句骄傲的宣言。 

士可杀，不可辱 

收藏书画古籍的传统自古就风靡江南学子仕人。在这些收藏家中，世代相传、殚精竭虑、倾囊而出收购书画的故事大体一样，而像过云楼收藏这样备受磨难的故事却并不多。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发现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却已进水，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乱世终于完结，神州大地一派新气象。被新社会昂扬向上的气氛感染，顾公雄率先有了将书画收藏捐给国家的想法。1951年，顾公雄病逝，把书画捐给国家是他临终留下的遗愿。 

顾公雄的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完成了顾公雄的遗愿。1951年和1959年，他们分两次将所藏书画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两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纵览捐赠的书画，以宋元以来著名文人画家作品为主，其中吴门画派更是上乘之作。唐寅《黄茅渚小景图卷》、龚贤《山水图册》、魏了翁《行书文向帖卷》、虞集《楷书刘垓神道碑铭卷》……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清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第一次捐赠，国家颁给沈同樾六千元奖金，她将其全部捐出，支援抗美援朝。第二次捐赠，上海市文化局奖励了1万元，沈同樾再次捐出，支持街道发展生产。 

顾鹤逸的幼子顾公硕，对共产党早已有一定认识，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常对友人说，中国人的希望在延安。1952年，他被聘为苏州市文联委员、市文联国画组组长、市文联第一至第三届执委、五届政协常委。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馆长，2年后又兼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苏州博物馆建立伊始，急需充实藏品，顾公硕带头踊跃捐献，将珍藏的元代王蒙，明代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出。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在江苏省昆曲团工作，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被打倒。 

眼看汹涌而至的“文革”大潮就要冲破家门，顾公硕首先想到是家中藏品可能遭致的危险。情急之下，顾公硕想出了一个“反客为主”的办法。 

顾公硕找到苏州博物馆的造反派，主动请求他们前来抄家。他的想法很简单，苏州博物馆毕竟是文博单位，让他们把藏品抄走总归不会毁掉，总好过被其他造反派抄走，遭“破四旧”毁灭之灾。 

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几乎同时到了顾家。两方的矛头一致指向了顾公硕，竟先将顾公硕及其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然后才把他家的珍藏全部运走。 

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 

顾公硕是苏州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第一人。顾公硕死后，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只有3个亲友敢上门吊唁。顾公硕生前好友、作家周瘦鹃带来了一首挽诗和几颗红豆。红豆结自顾公硕所赠之树。周瘦鹃对顾公硕家人说：“公硕一生少经风雨，所以经不住了。其实应该坚强地活下去。”令人唏嘘的是，周瘦鹃两年后也投井而亡。面对“文革”的迫害，他同样没能坚强地活下去。 

“文革”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顾氏后人，但仍有不少缺失，过云楼藏书中名列目录之首的宋版书两部从此消失。

失之交臂的国图和上图 

在上个月匡时拍卖公司拍卖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之前，这部分古籍曾于2005年首次现身拍卖，当时就以2310万元的拍卖价创造了中国古籍拍卖的最高纪录。不过，那是过云楼藏书第一次出现在古物市场上，拍卖并未如现在引起这般关注。 

7年后，当年的神秘买家再次将其投放到拍卖市场上，价格已经翻了八倍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1.88亿元竞拍成功，加上佣金，这些藏书的总价已达2.16亿元。 

“天价成交”、“中国最贵古籍”等等惊叹，让过云楼藏书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直到这时，另外四分之三过云楼图书藏于南京图书馆才被外界所知。实际上，南图的古籍文献收藏规模在国内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四分之三过云楼藏书堪称其镇馆之宝，业内众所周知。如果不是披上了“天价成交”的价格外衣和之后沸沸扬扬的优先购买权之争，过云楼藏书可能还是深锁库房，不会被世人所关注。 

而有些戏剧化的是，比南图规模更大的国图和上图，其实都在南图之前尝试购买收藏过云楼藏书，却又都失之交臂。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参加了日前南图举办的过云楼藏书鉴定会。会议间隙，他回忆起了40年前与过云楼藏书的一次“相逢”。未能将其收入国图，至今仍被李致忠引为一大憾事。 

上世纪70年代前期，国家图书馆的馆名还是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一天，苏州博物馆工宣队的负责人拿着一份复写的目录找到古籍部，请北京图书馆的专家帮忙鉴定一下这些书的收藏价值。 

这份目录就是苏州博物馆提供的过云楼藏书书目。这也是李致忠第一次了解到过云楼藏书。看到那些古籍的篇目，李致忠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 

苏州博物馆方面并没有透露这批书的来历，但李致忠大致能够推测，“文革”中很多私人藏书要么被查抄，要么迫于形势捐献，这些藏书多半出不了这两个来源。当时苏州博物馆非常迫切地想把这些古籍留下来作为馆藏，国图的古籍专家一看书目，也动了收藏之念。但双方接触了一下，不了了之。不过，李致忠还是多了个心眼，他让同事悄悄复印了一遍书目，在国图留了一份底。 

从此之后，李致忠一直念念不忘这批藏书的去向。“文革”结束后发还抄家物资，这些藏书又归还到了顾氏后人手中。获悉此事后，李致忠马上向上级申请，整体收购这批古籍。 

李致忠联系到顾氏后人，初步谈妥了收购意向，但最后的价格没有谈拢。当时，国家图书馆给李致忠的权限是30万元。就当时的资金能力和古籍收购价格来说，30万元已经是国家图书馆能够提供的极限。而顾氏后人希望是40万元。双方的价格还没有达成一致，顾氏族中几房对出售藏书意见不一，收购不能进行下去了，国图只得抱憾作罢。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先行也参与了南图过云楼藏书鉴定会，他说上图其实也跟过云楼藏书有缘，而且比国图更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与顾氏后人有过接触。过云楼藏书均分给了四房后人，上图老馆长顾廷龙曾数番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希望能出让给上图收藏，以免将来遭不测而散失。但在当时顾氏后人均没有回应，上图也就没能实现收购。 

国内排名前三的图书馆都如此珍视过云楼藏书，其文化价值可见一斑。 

过云归处 

6月21日，国家文物局就凤凰集团和北京大学过云楼藏书之争给出复函，确认过云楼藏书归属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集团。一场引起了全社会关注的古籍归宿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过云楼藏书将在南京图书馆聚首。 

24日，南京图书馆在举办过云楼藏书鉴定结果发布会后，也首次向记者开启了收存过云楼藏书的神秘书库。记者有幸一睹演绎了一个半世纪悲欢离合的过云楼藏书真容。 

沉重的钢制库门打开，一阵凉意拂面而来。图书馆内开着空调，温度宜人，而古籍书库内的温度只有20摄氏度。陈立介绍，保存古籍需要低温干燥的环境，英国曾有图书馆将温度调低至6摄氏度，结果导致工作人员都无法正常工作。南图这里的规定温度是18至22摄氏度，湿度也被严格控制在30%至70%之间。 

一排排密集型智能书架紧紧贴合在一起，每一排都有单独的电脑控制。书架内部是樟木隔断，防虫防霉。平时，书架是完全密封的，并且合成一个整体，只有需要取阅古籍时，才能通过特定的电脑移动书架。即便这样，南图还是规定接近书架时不能携包，以防古籍丢失。所有记者被要求把包放在门口墙角。书库的墙厚达80厘米，与金库同样标准。 

一张铺着锦缎的桌子上摆着几部过云楼古籍，供记者参观拍照。闪光灯被明确禁止使用，有摄影记者提出希望能拍翻阅古籍的照片，南图的工作人员戴上白手套配合他们摆样子真的只是摆个样子，他的手只是放在已经打开的古籍旁边，一页也没有翻动。 

“有一个说法是古籍翻阅一次，寿命减少60年。”陈立说，“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人的呼吸、体温、汗液、闪光灯等都会给古籍造成损害。” 

摆在桌子上的《洪武苏州府志》、《式古堂书画汇考》等古籍，保存相当完好。纸张略呈黄色，但并不显旧。时间最久的宋版书已经过了900多年，书棱都还很清楚，有的藏书上还有小小的画线、批阅的文字，清晰可辨。 

在收藏界，宋元版本的古籍均属顶级藏品，而南图现存的过云楼宋元珍本就有17部之多，其中宋刻本7部，元刻本10部。专家认为，“过云楼藏宋元本多有人间罕见的奇秘佳本”。 

南图现藏过云楼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乖崖张公语录》。“《乖崖张公语录》二卷是宋刻宋印《语录》单行本，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本。”陈立介绍说。 

张乖崖即宋代名臣张咏，他以治蜀著称，“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是张咏在自己画像上的题赞，从此被人称为张乖崖。 

《乖崖张公语录》是张咏的门人也是其知己李畋所著，记载其治蜀期间可以垂于后世的言行。该书从元代以后就不见著录，直到民国时傅增湘才在过云楼看到此书。 

陈立介绍，此书刻于南宋。当时全国共有三大刻书中心，其中浙江最著名，而浙江又以杭州最著名，这部《语录》就是钱塘(今杭州)俞家书塾所刻，字体介于欧阳询和禇遂良之间，刻字工人运刀如笔，极为精妙。同为南宋杭州廖莹中世彩堂的《韩柳集》，被称为宋刻古籍的“传世神品”，而这部《语录》可与之相媲美，纸是细腻的树皮纸，墨迹至今仍匀净有光泽。 

过云楼藏书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抄校佳本，显示了楼主的学术和文化品位。注重抄校本是清代江南藏书家的传统，吴中藏家尤为着意。顾氏秉承传统，多藏旧抄名校善本，仅黄丕烈校跋本就有7部之多。规模浩大的《四库全书》共有3000多部底本，目前全世界流传的仅有200余部，而过云楼中就有一部清抄本《雪矶丛稿》五卷。 

…… 

在南京图书馆所藏过云楼图书的鉴定意见上，专家们加了一段富含感情的话：“匡时拍卖的179部以宋版《锦绣万花谷》为代表，南图的541部以《乖崖张公语录》为代表，它们就像一对失散已久的兄弟，在彼此呼唤，让无数人心生温情。这两部分藏书血脉相连，都是顾氏过云楼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合成一体，统一典藏，可谓壮世之举。” 

过云楼藏书，演绎了一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掀动着一个家族的命运波澜。现在，已经分开数十年的过云楼藏书终在南京图书馆聚首，私藏变为公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