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凡·高遗言Gogh'LastMessage》一书，多有感慨。作者小林英树为日本一美术学校教师，并经营着一个札幌画室。凭着对凡·高艺术的热爱，及自身良好的艺术专业素质，本能地意识到正在日本展出的一幅标示为凡·高作于自杀前，也就是生命最后两个月所住的奥维尔的寝室素描，是伪作。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这幅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中的赝品，可以历经100多年而不被揭穿。况且，荷兰为最大程度地保护凡·高作品的真实性，该馆中设有世界最权威的凡·高作品真伪鉴定委员会。可就是这幅凡·高艺术爱好者都能看出的伪作，却在拥有凡·高艺术终审权力的机构和一批凡·高作品的研究者们眼皮底下，安然无恙。是专家走眼，还是另有隐情？

无独有偶，2011年6月在中国九歌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功拍出的名为《裸女：蒋碧薇像》的“徐悲鸿油画”，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10位学生联名举报，他们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衬布色泽、模特站立姿势、身材特征、发式以及脸部特征等大量细节，证明这幅是学生们28年前一堂油画课上的习作，今天竟然堂而皇之地被指鹿为马，冠上徐悲鸿的美名，并拍出天价。难道这样一幅被蒙上画家内里私事的神秘色彩的“名家名作”，在漫长的拍卖审查过程中，就没人看出其中破绽？

看来，艺术圈内流行失声。因为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收藏家郭庆祥，因为钟情某画家作品，过度关注画家创作状态，一不小心发现了画家作品的群体生产方式，又憋不住说了真话，还要不断在媒体上说，被告上法院并败诉。令人不解的是最终判决核心指向是收藏家不适当地用了几个形容词，贬损了画家名誉权，而收藏家揭露的事实本身，就被忽略了。真话招祸。难怪有媒体称：“在艺术圈，批评两字完全可以消失，直接保留‘赞扬’就算了。”

当然，运气好的是几年前某拍卖公司以总价253万元拍出的吴冠中画作《池塘》，恰逢吴先生当年还健在，并说了真话，才破了这个伪作迷局，让受让人有机会能够追溯事实真相。但这是个案。

不敢说、不能说，成了艺术圈的一条“行规”。郭庆祥说了真话，只能证明他入行不深，像个艺术愤青，或者说是自身收有不少此画家的作品，心中愤懑。那些顶着“专家”头衔的鉴定家、批评家们，有的本是靠说真话、敢说话起家的，但时间长了，同一些机构或画家们的关系深了，除了面子，互相之间还有一些利益来往，勇气就臣服于利益了。这些开始是受制于各种压力或者某种利益诱惑，既怕祸从口出，又不肯让到手的钱流失，“不能说”现象还能理解。更过分的是有些“专家”，索性根据委托方需要编着说，时间长了，连自己都分不清哪是真话哪是假话了。假话说多了，小钱拿得又不过瘾，那些善于左右斡旋、上下忽悠的“批评家”，就索性“以身相许”，用“批评家、专家”名誉作个好价钱，名誉和头衔入股，加入一些利益集团，赚取更丰厚的企业利润。一条权力和利益输送线，一条随心所欲的利益生产机制，就顺理成章地建立了。“专家”成了钻营家，“艺术史”成了产品推销书，甚至有的艺术双年展也基本沦为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手中的商业运作平台，只要稍微留心，就可发现那些跟着某策展人在多个双年展露脸的艺术家，要么就是策展人或背后商业机构的签约画家，要么就是其手中有不少作品要伺机出货。怪不得一些双年展换汤不换药，名称换了，总少不了那几张脸。乱象丛生，真是见怪不怪了。

可悲的是，与这条权力和经济利益输送线并行不悖的是，艺术批评圈人格和社会价值的不断萎缩，导致了原本应该承担艺术健康发展的监理力量，给艺术市场评价机制提供学术支撑的艺术批评，已基本缺失，纯粹的艺术批评媒体寥寥无几，近日被披露出的文学杂志《大家》卖版面现象，始作俑者是艺术批评杂志，这种游戏，在艺术圈早就玩过了，玩腻了。面对那些太好忽悠的艺术品利润而言，卖版面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艺术批评的平台大部分异化，艺术批评已深陷于商业和消费陷阱。其畸形发展路径为，批评界先受外部力量环境影响压缩和诱惑，到自我无意识的微观自我控制和不断异化，就构成了行业性的习惯成自然说假话的生产机制。这种不分“大小事情上的不断异化”非常可怕，这是一种渗透在艺术日常活动中的自我无意识和自我价值观的深度麻痹，随着这种意识的过度蔓延和扩张，真假难分了，艺术界也就堕落了。“每一次假话中都失去自我，被无意识控制，被日常微观的反真实现象所控制”，这就是哲学家福柯概括的“自我拘”人格。从外界压力和诱惑下的被动行为，到“自我拘”式的主动追求，整个就是当代艺术圈的真实的群体图景。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数百年前就说：“我为什么建立美术学院，我就是要用艺术统治人类。”由此法国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之都。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英国也一直保持着艺术的创造力和推动力。他们显然都知道艺术的特殊力量，艺术不但能穿越时空，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更能影响人的灵魂。因此，面对艺术，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是否都应该怀有谦卑之意和真诚之心？

中国已故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先生曾在受托鉴定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时说：“经我鉴定的书画，我说是真的是能完全负责的。假的东西，即使是支付我很高的润笔我也不会题跋的，这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职业道德。”他也承认“鉴定书画，经验再丰富，有时也会看错，比如宋元明清的作品，特别是年代交替之际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会让人捉摸不定”。但先生一生坚持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艺术市场最基本的规则，说真话！

哲学家海德格尔著作等身，但有一部分称为秘密作品，是他身后才予以公示并出版，目的是保留一些属于内心独享的思想和情感。我不知道当今的艺术“批评家”、“鉴定家”们，如果学不了谢稚柳先生的坚持说真话，是否也该学学海德格尔为自己的良心，留有一些身后正名的东西，以便面对那些对艺术保持尊敬的人们虔诚的目光时，获得些许心安，千万别把自己的良心永远挂在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