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会降低交易成本

《证券日报》：您认为当前艺术市场的瓶颈问题在哪里？

董梦阳：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要培养出专业的画廊。专业画廊才会解决下游的很多问题，比如有助于形成一个消费市场和收藏市场。因为现在的艺术市场更多的还是一个投资市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专业的画廊对艺术教育也能产生引导租用。

国内的画廊和二级市场之间其实已经很模糊了，所以我们未来希望推动他们成为一个专业的消费市场。因为艺术品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情感，需要面对面才能交流，只有画廊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不是通过拍卖。所以说我们要推广这个机制在国内的建立。

《证券日报》：那会不会得到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董梦阳：现在的画廊需要改变，需要真正把它当事业和理想去做的人。当然，这里更重要的是必须让他们劳有所得而不是自己孤芳自赏，结果无法生存。

这个行业还没有凝聚在一起，国家也没有认识到画廊有多么重要，而且这个行业也没有门槛，很多东西都需要去建立。

我们的画廊协会就是希望把这个门槛建立起来，希望树立一套行业规矩，从而将画廊和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起来，并为这些画廊的生存提供一定的支持。

我希望在这个协会里面的会员都是经过认证的，从而建立起一个信用体系，成为一股被认可的力量。随着会员的增加，这股力量也会逐渐的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这样的信用体系和认证体系就可以在整个市场中得到应用。

信用是会降低交易成本的，在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面，这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

《证券日报》：“艺术北京”经常会被拿来和世界知名的艺博会做比较，您觉得二者之间有还有哪些差距？

董梦阳：如果有一天“艺术北京”能和巴塞尔艺博会平起平坐，那也不是我的功劳，而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最近总被问到有没有去香港艺博会、巴塞尔博览会看看。坦率地讲，早年间，全世界的艺博会我都看了。其实我们的“艺术北京”也是抄来的，也是借鉴人家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今天不看了呢？因为着急，我们和香港和瑞士的差距太大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税的差距，而是文明、教育和服务的差，不是几十年就可以改变的。

但这种差距必须得改变。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教育。如果未来艺术市场能够健康地运转，一定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教育。

学校的、社会的教育都可以，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就是让大家明辨是非，对艺术有认识。有认识才能够有所喜爱，然后有所判断。

《证券日报》：您是说希望通过教育让公众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坚实地消费市场吗？

董梦阳：对，现在的艺术市场还只是一个投资市场，其实是很不牢靠的。如果国家再开放几个投资渠道的话，钱会迅速撤走，艺术市场立刻就下来了。

真正的艺术市场是来自于消费人群和收藏人群，从而形成艺术市场金字塔的底座。现在在消费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投资市场就已经在高速运转了，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在击鼓传花，不知道就砸在谁的手上了。

当下的艺术市场虽然相比以前已经市场化了，但是并不足以养活那么多的艺术家。因为投资市场并不是为艺术家服务的。这个市场的特征是造神，有限的几个艺术家的作品被拉得很高。但是更多的希望以艺术为生的艺术家不可能都有这么一个待遇，事实上，更多的艺术家根本进不去，这个市场不带他们玩。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因为真正的市场必须是自由的。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标准。它让公众认识艺术，从而在参与到艺术市场中的同时，帮助公众建立起一套判断标准。

《证券日报》：这样的标准有利于定价机制的形成吗？

董梦阳：我的一个朋友前几天在欧洲的跳蚤市场买了一副写实油画，才几百欧元，但那幅画中国很少有人能画到那个程度。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东西推高了，而没有在国际市场中去比较。我们的定价机制没有进入到一个国际的循环中，而是自己建立了一个内循环的标准。

现在的状况是，我们既没有学术定价的能力，又缺乏消费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制约。现在外国人都在抛中国的作品，因为你已经脱离了人家的那个定价体系。尤伦斯要撤出中国是没有办法跟着我们指鹿为马。当时人家是想帮助我们发展当代艺术，合着我们今天把他当工具来炒，索性就不跟我们玩了。很多人其实是因为看好中国的未来，将艺术市场放在政治经济的语境里面来看待，但是你不能脱离了一个正常的标准。

面对公众不能撒谎

《证券日报》：艺术市场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价格形成机制？

董梦阳：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比方我们现在建立文交所，希望把艺术品的定价机制从那边建立起来，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好像也走不通。

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需要有鉴别的能力，同时当市场上拥有大量可供选择的作品的时候，定价机制也会慢慢的成型。定价应该由消费市场的供需来确定。

我们在一个转型期，经济在高速增长，教育跟不上，那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画廊是一个先进的形式，它用代理的机制去推动艺术，不仅在推动社会文明，还有商业的部分。那谈到画廊就分专业不专业，不是说你叫画廊就是先进的。画廊核心的问题是对艺术的判断、对艺术的推动是不是真的专业，你是不是选择了很好的艺术。我们看到很多的画廊，其实就是个画店，只是卖当代艺术的画店，弄了那么一个壳。

这就是从业者素质的问题，因为有人看到画廊是个很惬意的事情，就把开饭馆的钱拿来开画廊，其实不见得是一个专业的画廊。为什么巴塞尔里面只有十来家亚洲的画廊，一两家中国的画廊。他们不是歧视中国的艺术，而是我们的操作、判断都不是国际的标准。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学习。

从前我们讲画廊要生存，要赚钱，但是今天我们要讲手段。不能说白猫黑猫赚到钱就是好猫，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概念了。法国的一家画廊，也不是很发达。我说你怎么不买他那张画儿，可以转手卖给中国人，能挣钱。他说我不喜欢那张画，我就很难去说服我的客人。

不能完全拿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情况。必须随着我们的教育和文明的跟进，才能谈接轨。

《证券日报》：基于这种现状，再谈扶持画廊还合理吗，是不是需要另辟蹊径？

董梦阳：我觉得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一个市场的基础。刚才谈到那么多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成长的代价。

刚才我们定义画廊，画廊是专卖，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艺术离开了真实是没有办法运转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利用商业推动艺术的机构，画廊一方面在推动艺术，同时它也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利。

画廊之所以先进，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商业和艺术结合的商业模式。但每个行业都有一些败类，都有不专业的。所以在初级阶段不能要求太多。我们成立一个画廊协会，为什么呢？是希望能改变画廊的生存环境，让大家别那么拮据。在生存边缘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迫不得已了，自己也没有能力再去推动艺术的传播。所以那要通过协会来解决税收的问题，生存环境的问题，让画廊淡定起来，能够有精力坚持自己的理想。

《证券日报》：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整个社会都这样，艺术市场不可能幸免。

董梦阳：对，你要是洁身自好你就死定了。一方面你得适者生存，让自己处在整个社会的循环中；另一方面，有机会你就要传播自己。

我们现在就像一个潜伏的人一样。但是必须要有底线，面对公众，不能再去撒谎。

我们有大量的学术展览，希望去传达一些好的审美；另一方面我们有教育论坛，希望力所能及地在商业活动中，利用商业的影响来推进学术的建设。当然靠一己之力肯定不行，希望唤起更多的同盟军一起来做，使之成为一个力量。这样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力量中生存，相互取暖。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只能尽力而为。当然现在有些人也在寻找一些精神的出口，我觉得我们不要让这些人受伤，要陪着他们走到一条正确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