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对艺术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通过艺术品收藏，我不仅得到了很多乐趣，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结交到很多好朋友。艺术品带给我的很多很多，我也不能辜负它们。我会把美术馆当成我未来的事业，当成我的又一个孩子，去精心呵护它，和它一起成长。

记者：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大家认识，感受肯定很不一样吧？

王：其实，收藏圈里的人对我们夫妇并不陌生，长期以来，我丈夫主要以收藏国画为主，而我收藏的则主要是油画和当代艺术。我们被圈外人所知道，确实是通过2009年11月在上海美术馆办的这个藏品展开始的。

记者：2009年一年，您们夫妇在艺术市场陆续斥资购买了不少艺术品。这样的大手笔、大动作中，肯定收获多多，而您在拍场频频举牌的原动力是什么？这一年您收获的最重要的作品有哪些？

王：的确，我举牌是有一个动力的，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从事收藏这么多年来，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当藏品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办一个自己的美术馆。2009年购入这部分藏品，正是为了充实我即将开馆的美术馆。

在这一部分的藏品清单中，有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陈逸飞的《踱步》《吹单簧管的女孩》，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靳尚谊的《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孙滋溪的《天安门前》，齐白石的《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还有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纹如意耳葫芦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蝠纹水波云龙宝座等等。其中，后四件拍品分别创下当时中国绘画拍卖世界纪录、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成交纪录暨齐白石作品拍卖最高价纪录。另外还有创下国内瓷器拍卖最高价纪录、中国家具拍卖世界纪录的藏品。这些藏品未来都会在我们的美术馆中展出。

记者：早就听说了您正在筹建私人美术馆的事情，现在进展如何？

王：目前，美术馆正在建设中，地址在上海浦东靠近南浦大桥的地方，美术馆是一座“U”形带花园的楼房，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预计2012年底开馆。把美术馆起名为“龙美术馆”，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而且“long”在英文中更是长久的意思，我希望我们的美术馆可以长长久久，希望未来美术馆能在我的孩子们手中发展壮大，世代流传下去。

记者：藏品是美术馆的灵魂，能否介绍一下龙美术馆在藏品上都有哪些特色？

王：众所周知，“红色经典”是我藏品的特色之一。我这些年在各大拍卖会上陆续收集了大约190件同类题材的作品，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和充实这方面的题材。既然要建美术馆，我就希望我的收藏是成系统的、体系化的。2009年11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是对我这些年收藏的“红色经典”的一个系统梳理，展出的78件作品仅仅是我藏品中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如全山石的《中华儿女——八女投江》、沈嘉蔚的《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陈宜明的《追思》等等。这个展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更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被誉为“弥补了国家收藏的不足”。看到这么多人喜欢我的收藏，感动和开心之余，更坚定了我办美术馆的信心。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民族的瑰宝，应该拿出来让大家共享，而不是把它们尘封在库房里不见天日。事实上，我的大多数藏品买回来以后，由于缺乏合适的展示空间，很多作品(我)自己都难得一见。龙美术馆的成立，不仅可以让我有更多机会去感受它们，去亲近它们，还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何乐而不为呢。

基于“红色经典”的收藏，我打算把龙美术馆的特色定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美术馆二层的1800平方米的展厅中，我计划全部用来作“红色经典”的长期陈列。现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太不懂得幸福的来之不易，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那段可歌可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在大多数孩子们心中，早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童话。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我希望这些艺术品能够陪伴孩子们成长，给他们讲述那段艰苦岁月中的往事，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

记者：除了“红色经典”之外，龙美术馆还有哪些方面的特色藏品？

王：我对当代艺术一直很关注。我个人认为，当代艺术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和年轻一代的迅速成长以及他们在经济上的逐渐壮大有很大的关系。而古代艺术品在这么多年的市场沉浮中，它的上涨空间现在基本已经定位。

当代艺术的收藏中，我囊括了张晓刚、曾梵志、刘晓东、刘野、周春芽、岳敏君等重量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品。2010年上半年，在苏富比当代油画的特场上，我又买了赵无极、王广义、岳敏君等人的作品。赵无极的作品在市场上曾出现过4次，现在已经是千金难觅了，但我买的赵无极那件《风景》却非常精彩。而刘野的《海军》(大)、《金光大道》更是他精品中的精品。除了购买中国画家的作品，国外艺术家如日本草间弥生、奈良美智、加藤泉、石田撤野、百发一雄，韩国的金东囿、李胜因等人的动漫作品我也很喜欢并作了收藏。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收藏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求精不求多，看准了的东西会不惜代价，但艺术家未经用心表达的作品，即使再便宜我也不会买。

当然，收藏的时机也非常重要，收藏不在早晚，关键要把握机会。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低迷，我看准时机在那时购买了一批当代艺术品，2009年经济形势一好转，价格马上就翻番了。

此外，我也十分关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年轻一代艺术家永远是艺术新生力量的核心，也是推动和创新艺术的动力之源，对他们，我一直是很上心的。一些有潜质的新生代艺术家，在他们没有成名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和系统收藏他们的作品了，例如陈可、高瑀、李松松、仇晓飞、欧阳春等等。龙美术馆开始运作后，对于一些优秀的年轻艺术家，我会不遗余力地推广，让更多的收藏家认识和了解他们。我相信，每个时期都会有优秀的艺术家涌现，收藏家不应该只把目光盯在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身上，年轻的艺术家更需要收藏家们的发掘和支持。

记者：艺术市场上成名艺术家的同名作品或者二版作品很多，您怎么看这些作品？

王：我不止一次发现，一些艺术家出于经济原因重画当年成名作品的现象。对于这类作品的收藏我会非常审慎，尤其关注创作年代。基本上，艺术家后期出于经济动力而重画的作品，与当年充满激情的作品无论如何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就是“真”，没有真情的作品，还有什么意义？那时期的艺术家、那时期的创作、那时期的悲欢离合起起落落是深入骨髓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对于一些艺术家在市场活跃后出于经济目的而重复创作的艺术作品我基本不作考虑。像陈逸飞的作品，我前后买了9幅，如《长笛手》《踱步》等，多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画的。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收藏过程中，您有过遗憾吗？

王：遗憾是一定有的。在2005年嘉德的秋拍中，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这件作品，拍到1000万元的时候，我当时稍一迟疑，就被欧洲的老收藏家希克以10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了。这件事让我至今都追悔莫及，类似的事情还有几件。正是因为这些遗憾，更坚定了我后来不惜代价收藏艺术品的信念，也许很累，但很值得。像2009年看到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件作品后，我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是我们当年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一件作品，我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买到了这件作品后，一度激动得掉泪。

记者：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们要办美术馆了，在拍卖会上，会不会出现只要您感兴趣的作品，别人就会跟风的情况，导致拍品的价格水涨船高？

王：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好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听说很多人在拍卖会上只要看到我举牌，他们就会一窝蜂涌上来，这样拍品的价格自然就涨上去了。例如革命题材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有人已经察觉到我对这类题材的关注和想法，他们也有人跟风，但缺乏坚持。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策划比较早，目前几个专题的重要作品已经在9年间大部分被我不动声色地归入囊中。

记者：收藏这么多年，有没有走眼或者失手的时候？买到假画怎么办呢？

王：买到假东西的经历是一定有过的。不过，我对自己的眼光很有自信，只有在入行之初我买过假画，不过数量很少，大约在1%左右。这些假画，我也就只能放在家里了，绝不会再拿出去害人。这么多年的收藏经历使我知道，作为一个收藏者必须善于学习有关知识，多阅读、多思考，才能进步，盲目跟风一定不行。比如说，收藏“红色经典”，就要从学术角度梳理“红色经典”代表性画家、代表性作品，梳理“红色经典”艺术的发展和传承等等。要是不做这些工作，肯定做不好收藏，未经用心策划、体系不明的作品，肯定不成系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很多人的藏品数量非常可观，但如果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我认为这样的收藏长久看来意义不大。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对艺术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通过艺术品收藏，我不仅得到了很多乐趣，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结交到很多好朋友。艺术品带给我的很多很多，我也不能辜负它们。我会把美术馆当成我未来的事业，当成我的又一个孩子，去精心呵护它，和它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