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五届深港双城双年展已进入筹备阶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第五届双年展组委会召集业界学术界专家进行了“头脑风暴”。作为深港城市文化品牌营销的最重要的一张牌，作为每两年就砸进去上千万资金的大项目，与会者对于当下双城双年展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组织机制问题、精英圈子化问题、深港办展机制及深度合作问题、每届展览的断层及课题的不持续性、出版研究滞后等等直言不讳。

究竟深港双城双年展该如何定位？如何让香港和深圳对话？如何在保证学术定位，呈现态度和立场的同时，面对公众，让公众参与讨论？这三大核心问题成为横亘在与会专家学者面前的共同问题。此外，正在筹备的2013双城双年展而言，它的主题又将如何确定？在一连串的质疑与探讨中，或许能让展览的定位与前行的方向愈发清晰。

双年展可否持续关注珠三角话题，看似狭隘实则很国际化

从张永和策划的“城市开门”，马清运的“城市再生”、欧宁的欢乐的全民动员式的双年展，再到泰伦斯带来的国际化专业化的双年展，经过四届的积累，深港双城双年展已经被看作是深港城市文化品牌营销的重要环节之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建筑设计处副处长周红玫认为，这应该是深圳这个年轻城市里面最成功、最具前瞻性的一件作品，而且在短短的四届，就迅速在众多双年展里面找到了自己，这是它非常独特的价值。

不过，即便是已经举办了四届的双年展至今依然受到定位的困惑。双年展组委会秘书处执行主任黄伟文说：“深港双年展如果当成一个展览来定位，如果我们去威尼斯推荐，该如何描述这个展览？而且我们希望这种描述是可以区别于越来越多的设计双年展。”

在香港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刘珩看来，现在双年展需要一定的积累，需要一个比较持续的，或者有一定的逻辑性、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积累，需要稳定和更深入的研究。“深港双年展置身于全世界这么多的双年展里面，位置是什么样的？威尼斯双年展是100多年的双年展，有永久场馆，有主题展馆，有每一年的权威性，有全世界的建筑师去定方向。”刘珩认为，在当下的历史阶段，需要有一个共同话题与目标，“应该有一个针对珠三角的专题、关于珠三角的理解，由每一届的策展人针对珠三角制定不同的主题，这种主题可以是一个国际的视野，也可以代表自己的视野。”

对此，深圳都市实践总建筑师刘晓都很是赞同，“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很大一部分是吸引外界对深港、珠三角区域的兴趣。每一届都沉淀珠三角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看上去好像很狭窄，实际上却很国际。同时带来一个好处，我们在讨论珠三角话题时，也会引发当地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统一名称、组建共同学术委员会，深港双城告别“精神出轨”

“我认为双年展最大的优点是双城，最大的问题却也是双城，两个城市如何真正地联动起来，发展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双城双年展？”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说。

正如他所言，深港双城双年展自2007年起由深、港两地采取“同一主题，两地举行”的方式共同举办。2007年，香港策展团队以“再织城市”作为主题，与马清运策展的深圳主题“城市再生”互相呼应。2009年，作为对深圳展览主题“城市动员”的回应，香港展览主题为“城市动员自备双年展”。不过，到了上一届，深圳主题为“城市创造”，而香港则为“三相城市：时间·空间·人间”。一时间，迎来颇多质疑———截然不同的主题与风格，深港双城双年亦双展？

在此次“头脑风暴”上，朱涛认为，双城双年展不是如何展示个性的问题，而是两个活动分得越来越远，变为两个城市单独的双年展。而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林光祺则相反。他认为，两地展览有些不同，实际上也是好事情。就目前的情况看，感觉是相互欣赏。

不过梁黄顾建筑师(香港)事务所董事符展成对目前这种“相互欣赏”的状态有些担心，“这样一种相互尊重的状态延续下去的话，差异和矛盾会更多更突出。”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则希望深圳和香港弥补差异，“我个人觉得应该有共同的名称、共同的主题，甚至有共同的学术委员会。当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进行不同的运作，这样才能在建筑、规划、城市方面，给两个城市带来更多的变化。”而孙振华的这个愿景即将实现。对于深港两地体制不同、运作机制不同造成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与会专家已经达成共识∶深港双方共用同一名称，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在的双年展Logo进行优化或者再设计，希望能在中英文的表述上取得更好的平衡。此外，深港双方各自组建学术委员会/督导委员会，邀请对方代表加入，并通过组建共同的学术委员会讨论各种共识性主题。

双年展小圈子现象被质疑，若不及时打破或影响展览开放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朱荣远在“头脑风暴”一开始，就抛出一个严厉尖锐的问题———每一届双年展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小圈子，“这个如果不被突破的话，策展人如果不去打破小圈子的话，以后可能每一年都是那些人，每一年都是以小圈子的人为主，如果每年都这样做，是否会越做越小？”

孙振华非常同意朱荣远所说的圈子化的问题，“很多人在每次双年展上都会出现，我不知道对双年展是好还是讽刺。如果仅仅在内部循环，我觉得双年展是有问题的，开放性会受到质疑。”

事实上，开放性问题还涉及到专业或公众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对于历届双年展，不少公众的评价是看不懂，而不少专业人士的指责是，过于迎合公众，不专业。究竟是居于金字塔的庙堂之高，还是彻底放低身价承担起普及的任务？上一届双年展中，最后一天才去看了一眼的刘晓都说：“如果专业达不到就白做了；如果没老百姓看，肯定又会挨骂，实际上是两端。真正专业的人觉得程度不够，可即便是这种不够专业的程度，老百姓还是看不懂。”刘晓都认为，一两个很专业的项目做大了，剩下做一批大家高高兴兴看得懂的项目，很重要。

并不是与会的每一个专家都认为，让公众读懂专业是展览的义务。台湾评论家黄茜芳则以文献展为例，“这个当代艺术里面最难懂的展览在德国小镇卡塞尔举行。镇上会说英文的人也很少，他们对这个展览没有感觉。但全世界当代艺术的人，不管你是谁，都会要去这个地方朝圣。”

对此，刘珩认为，应该把双年展跟城市、双城的关系看成一种系统工程，“也许可以是小圈子，但跟其他的展览，或者其他各种层面的展览形成一种系统，能够对整个城市的文化有不同层次的补充，以适合于不同类型的人，这样的话更符合一个城市多元包容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