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 武汉光谷广场《星河》 2019年

作为一个“舶来品”，公共艺术在国内早期一直存在某种“误读”，更多的是以城市雕塑或者城市公共空间的物化的构筑体来阐释公共艺术，这与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城市“大跃进”式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缺失，很多城市急于弥补这种文化缺憾，“快餐”式地用艺术“装点”城市，认为公共空间的艺术品等同于公共艺术，这种认识显然弱化了公共艺术的职能和作用。随着政策的导向和城市升级发展的新诉求，公共艺术塑造文化城市方面的重要性逐步凸显。

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城市的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对城市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内涵提出新的诉求，这就有了对公共艺术的内涵和外延新的讨论和研究。2000年之后，对于公共艺术的研究日益多元，特别是在学界和高校，逐步开始建立公共艺术专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大家对公共艺术的理解上升到认知阶段。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51%，城市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联合向教育部推动了公共艺术二级学科的建立，这对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精细化管理的城市发展思路。这就预示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型。这个转型，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其一，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开始从规模建设转向质量建设；其二，开始从重功能逐渐转向重人文；其三，从单一的围绕着经济为核心的建设逐渐转向了围绕着文化为核心的建设。此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城市文化内涵，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创造历史、追求艺术，要建设千年遗产城市，而遗产城市并不抽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城市有四项重要指标：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技。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构建人文城市建设、提升文化竞争力……种种政策导向都预示着中国公共艺术从过去的单一的艺术形式去装点空间逐渐地走向了艺术塑造空间、艺术激活空间，塑造人文城市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公共艺术的发展起源于欧洲。在欧洲，建筑与雕塑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但随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都市的转型，传统的建筑雕塑、手工艺壁画、园林等公共艺术主要内容一体发展的模式逐步被打破。与此同时，城市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诉求也带来了新的转变。这里面也包括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他对公共领域的兴衰作了历史考察，提出了“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不同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领域理论。这套理论也形成了公共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里所阐明的一点是，公共艺术是把大众和艺术连接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形成的。

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一直有两个脉络，一方面作为艺术家进行社会参与和社会介入的形式存在，我们今天所解读的公共艺术概念是从“Public Art”一词直译而来的，是“公共”和“艺术”联结而来的复合词，城市“公共艺术”更多地指向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演变的、强调艺术的公益性和文化福利，通过国家、城市权力和立法机制建置而产生的文化政策。

1880年巴塞罗那通过《裴塞拉案》（Proyecto Baixeras），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指出建筑具有政治利益，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具有代表国家（地方）形象的作用，让民众欣喜，让商业兴隆，让人民引以为荣。在此后，西方国家和城市相继出台了公共艺术百分比政策。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城市注重地方形象，开始大量从事文化建设，其中重要手段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设置艺术品，而衍生出来的文化政策相继出笼。而真正的非常系统的公共艺术政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城市美化运动”。美国提出向欧洲学习将艺术植入到城市的肌肤，于是在1927年始美国在重要的政府项目建设中开始了公共艺术百分比政策的实施。1959年，美国费城成为第一个面向城市发展的“公共艺术百分比”条例，彼时费城的立法也远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公共艺术品的概念。此条例将费城再开发部门的一个现存政策编订入册，即从50年代末开始，在改建修复的项目合同中一直包括了一个附属规定，要求不少于百分之一的建筑预算拨给艺术。这个合同所指的艺术是宽泛定义的艺术，除雕塑与壁画外，艺术也包括一系列附属设施，如地基、墙面质感、马赛克、水池、柱子、栏杆、地面图案等。它的发起者——再开发部主席莫斯契茨科（Michael von Moschzisker）认为，这个计划赋予公共空间以个性化标识，其经费既不是给艺术家的特殊利益，也不是给现代艺术的补助，而是用于强化费城市区个性的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

此后，美国几十个州、郡、市相继出台了公共艺术政策。特别是到了1996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洛杉矶修正了公共艺术政策这个修正案包括了艺术计划、艺术设施、文化信托基金，由此带来了城市公共艺术新的转型和发展。现在美国已超过300个城市按照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规定发展公共艺术。初步统计，全美平均每天有五百万观众与公共艺术面对面，这个数字大约是画廊、博物馆、剧场观众总数的一千倍。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推算，对公共艺术的经费投入可得到十二倍的连带经济效益。此后，一些新兴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公共艺术的文化政策。我们的近邻韩国于1996年立法，提出了“艺术创造文化国家”的理念；澳大利亚也在同年提出了一个个文化艺术五年计划，澳大利亚很多的州和市的公共艺术百分比超过了全球比例的一倍以上，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认为公共艺术是创新一代的新经济发动机，将其文化政策视为经济政策，并与创新国家战略相结合，推动国家文化经济的增长。中国台湾地区也于1992年开始，2000年以后不断修正的公共艺术条例和内涵也催生了各界对公共艺术新的认知。公共艺术是国际上公认的规划重要组成部分，从芝加哥到首尔，伯明翰到堪培拉，公共艺术都是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社会融合、塑造城市魅力的重要工具。

欧洲1970年代由于沃尔玛购物的兴起，因为市民消费习惯城市中心区活力骤降，政府纷纷修正了公共艺术政策并且修正的条例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如何让公共艺术使城市重新释放活力成为当时欧洲亟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公共艺术百分比”法令或其他促进公共艺术的文化政策。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将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形象塑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艺术文化需求，还建设了具有艺术特色的人文城市，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艺术最大的边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