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书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描绘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于2021年10月~11月联合主办了“广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与十大重要发现”评选活动。昨日，评选结果出炉，广州百年考古的发展脉络，经由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如一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近日，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广州博物馆联合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广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与十大重要发现”评选结果。增城金兰寺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钵等入选广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增城金兰寺遗址等入选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

“广州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早在1916年，广州就已开展考古活动。1953年起，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广州揭开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序幕，被誉为全国城市考古的‘重要据点’。”广州市文广旅局副局长、广州市文物局局长刘晓明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些考古遗址和文物，记录了广州地区五六千年的人类历史和广州城2200多年的发展轨迹，见证了广州自建城以来持续不断的对外交往史，为我们呈现了丰富而生动的“广州故事”。

刘晓明说：“广州的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不久前，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充分表明广州考古的影响力。”此次评选出的百件文物精品和十大重要发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广州地区的人类历史和广州城市发展历史，以及岭南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脉络。

记者了解到，本次评选活动包括了公众线上投票与专家终评两个环节。“考古是通往历史深处的指南针，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考古研究和阐释、考古成果的传播利用工作既需要考古专业人员长年‘风餐露宿、青灯黄卷’，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和参与。”刘晓明说，“这次评选活动的公众网络投票环节热度很高，许多市民朋友积极参与，选出自己的‘心水’文物，深入了解了广州考古的发展历程与喜人成果，增强了对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认识。”

记者看到，入选广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的文物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文物种类丰富多样，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的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近现代，类型丰富，有墓葬、建筑基址、水闸、古道、窑址、书院、码头等。

在现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表示，下一步，广州文物部门还将举办广州考古重要发现及文物精品系列专题讲座等活动，相关活化工作也在陆续推进中。目前，“百件文物”中的多件正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海宇攸同”大展中展出，向全国的观众展现广州文化、岭南文化的魅力。

刘晓明表示，百件文物精品、十大重要发现的相关信息已在网上公布，方便大家在“云端”查看。另外，当中大多数文物都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广州博物馆等几家博物馆中展出，大家也可先到现场一睹它们的风采。

据主办方介绍，包括百件文物精品与十大重要发现在内的广州考古成果，承载了广州五六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和2200余年的城市记忆，充分反映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岭南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体现了古代广州与周邻地区交往互动，以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借鉴的显著成就，见证了广州近70年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历程。通过这些考古成果，广州古代历史得以重构，先民的生活图景变得鲜活、生动。

考古材料既有深度也有亲和力

带我们回到广州曾经的日常生活

在昨日的媒体发布现场，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全洪对最终评选出来的100件器物进行了点评。他介绍，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西汉南越国时期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是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的“票王”，这件文物也是目前南越王博物院院徽的原型。

此次评选，广州出土文物堪称精品尽出。有些文物知名度颇高，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组玉佩、玉角杯等。也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文物，如1986年东山农林上路出土的陶鼓。“铜鼓我们见得很多，但陶鼓非常少，我们出土了3件。”全洪说。如现藏广州博物馆的东汉陶楼，是1957年在东山象栏岗出土的，在这几十年来发现的同类器物中也在最精美的之列。还有的文物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如1954年在沙河顶出土的东汉陶船。

值得一提的是，南汉康陵中出土的玻璃瓶，是当时发现的众多散碎玻璃中唯一一件能复原完整的。南汉时期的波斯蓝釉陶瓶，类似器物在江浙等地出土较多，但近年广州的发现有后来居上之势。它们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风”银盒、2001年恒福路出土的西汉珠饰、1964年东山韦眷墓出土的明代威尼斯银币等一道，令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很多文物带有“标尺性”意义。如1953年在广州西村石头岗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椭圆长方形漆盒，中部刻着“蕃禺”二字，是“蕃禺”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又如新石器时代的墨彩灰陶罐不仅是广州本就很少出土的彩陶中的精品，更是迄今为止广东境内出土最完整、图案保存最好也最复杂的一件墨绘陶器。还有增城墨依山考古现场出土的商代玉牙璋，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次在年代明确的墓葬遗迹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

通过这次评选，我们看到，考古材料既有深度，也有亲和力。它们是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直观反映，是带着广州城市发展温度的第一手记录。众多的陶屋、陶院落、陶牛车、陶舞俑，还有如1956年海珠大元岗出土的东汉陶灶上能看到的那些粗率、写意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差不多20个世纪以前的广州日常生活中。如易西兵所说：“趴在灶门口奋力烧火的人儿，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做饭怎么也点不着火，被母亲训斥的模样。隔着屏都能想象出小人儿满脸灶灰的模样。又比如那些托灯俑，都是托灯，有的呆萌，有的欢快，有的傲娇，有的看不出喜怒哀乐。”

他也曾这样想象：“晚唐时代的某一天，一位陶瓷器经销商从外地采购了一批日用陶器和釉陶器(泡菜坛子、汲水罐子、装酒瓶子、盛饭小碗和捣臼等)经水路到达广州，在南门外上岸后等来承销商验货，发现部分器物残损，双方经过艰难或愉快的协商，决定将残损器物挑拣出来就地掩埋。1000多年后，考古人员让它们重现天日，还留下了诸多疑问：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时的销售行情如何？当年的‘老广’也做泡菜吗？”

的确，今天我们所知的历史，就是古人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必将给后人以历史感。

从金兰寺到三大会址

以考古探究广州从何而来

“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中，年代最早的是增城金兰寺遗址，1958年至1961年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距今约6000年的彩陶文化遗存及三个时期文化层；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在遗址北部发掘，发现500多平方米的贝丘堆积，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墓葬46座(出土古人类遗骸43具)。它是广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贝丘遗址。

位于天河区的华南植物园里，有个“广州第一村”，也就是飞鹅岭遗址。1956年暑假期间，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学到飞鹅岭地区进行测量实习，在地面采集到有肩石斧11件。当年8月26日，中大历史系的师生和市文管会到现场进行了第一次地面调查，发现有肩石斧、有肩石锛、石矛、石凿等石器，以及方格纹、夔纹、雷纹等印文陶片300多片。第二年初，在多个山岗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是广州地区第一次考古发掘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故有“第一村”之名。全洪说，随着金兰寺等遗址的发现，飞鹅岭已经不是“第一村”了，但无碍它在广州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地区做考古发掘这么多年，一直困惑没有发现大型的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墓地或聚落，城址就更不用说了。但2020年10月开始第二次发掘的黄埔陂头岭墓地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此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在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作为“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中的最新发现，这处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黄田村西北的遗址在2016年~2017年、2020年~2021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墓群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封土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级越人墓地。张强禄说，陂头岭遗址提示黄埔区九佛到萝岗这一带在战国中晚期的社会发展、人员聚集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为后来南海郡治任嚣城选在云山珠水间的广州城区提供了历史积淀。

“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中的西汉南越国遗迹大概是最为广州市民所熟知的。西汉南越文王墓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随葬器物最丰富的汉代彩画石室墓，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由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的御苑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此外，遗址范围自下至上层层叠压自秦至民国12个历史时期文化层堆积，厚达5~6米，记录了广州两千多年的发展轨迹。

历史上广东的陶瓷生产窑口由北至南，由西至东，遍布全省。其中有一些享誉世界，却少为国人所知，比如广州的西村窑。西村窑在发掘的时候位于广州市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当时窑址区早已辟为耕田，地面仅遗留有由窑具和瓷片堆积而成的7米高的小山包，土称“皇帝岗”。在皇帝岗西北约100米处还有3座小型的堆积，清理出不少北宋遗物。1956年，因为要修西村工人体育场，当时的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西村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才有了今天对西村窑的深入认识。

“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中，“中共三大会址建筑基址”是唯一的现代时期遗迹。易西兵表示，曾经大家不太重视通过考古手段来研究近现代文物、遗迹，但从近年的实践来看，考古在这方面可以起到显著作用，提供许多科学而重要的信息。除了中共三大会址之外，黄埔军校旧址的复原、海珠区“二居”旧居的复原等项目也得到了考古上的支持，充分说明了城市考古在当下城市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广州考古十大重要发现

(按年代顺序排列)

1.增城金兰寺遗址——先秦时期

位于增城区金兰寺村，是广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贝丘遗址。

2.天河飞鹅岭遗址群——先秦时期

位于天河区华南植物园，是广州地区第一次考古发掘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

3.黄埔陂头岭遗址——先秦时期至汉代

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黄田村西北。2016年~2017年第一次发掘，2020年~2021年第二次发掘，遗址对珠三角乃至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南越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4.西汉南越国遗迹(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西汉南越国

西汉南越文王墓为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文王赵眜的陵墓，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随葬器物最丰富的汉代彩画石室墓。

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由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的御苑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

西汉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位于西湖路与惠福东路之间，这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为研究汉代蕃禺城的位置、布局及防洪设施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5.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唐至民国

位于越秀区北京路。该遗址的发现确证北京路是广州古城的传统中轴线，为广州古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坐标和历史地理线索。

6.五代南汉德陵、康陵——五代南汉

位于番禺区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北亭村。南汉二陵是五代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其中康陵是目前已知五代十国的陵墓中首次发现的陵园建筑，康陵哀册文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册文碑石。

7.皇帝岗西村窑——宋

位于荔湾区增埗河东岸皇帝岗。它的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8.增城明代莲花书院遗址——明

位于增城区南香山东南麓。这是湛若水创办的40余所书院中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重要遗址，也是岭南地区保存最好的明代书院遗址。

9.南海神庙明清码头遗址——明

位于黄埔区庙头村，为研究南海神庙的历史沿革、珠江岸线变迁以及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10.中共三大会址建筑基址——民国

位于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2006年发掘，探明了中共三大会址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为中共三大会址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