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太虚之境”展览现场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为世界各国的美术馆行业带来重重挑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美术馆一方面需积极地应对问题,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展开更为广阔的思辨与实验。那么在审视美术馆基本职能的同时,美术馆应该如何顺应社会需求、跨越学科隔阂,并拓宽美术馆场域的边界?在日前举办的“未然共思:美术馆馆长峰会”上,美术馆馆长会聚一堂,从美术馆的馆藏、展览与公众三个方面出发,展开交流与探讨,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观念和新实践。
馆藏与研究
藏品是一座美术馆的立馆之本、学术之基、活化之源。美术馆能够发挥服务大众的社会效益,正是因为藏品本身具有无形的不可估量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如何加大对藏品的研究与利用,更好地发挥美术经典作品在引领创作、贡献社会和服务受众方面的积极作用,美术馆人一直在思考和探寻。
中国美术馆提出典藏活化的概念,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效能。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赵辉介绍,从概念的提出至今,中国美术馆已成功举办50余项典藏活化系列展,让这些时代造就的艺术经典又参与时代的造就,使美术馆在回归社会、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参与全民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建构。
今天的美术馆在展示什么?研究什么?事实上,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段历史的选择,其通过展览、学术活动等形式不断在新的语境中与公众见面。与此同时,美术馆的展览也着眼于正在持续生长和变动的当代艺术现场,历史、馆藏的再激活连同丰富多元的当代艺术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艺术生态。
当前,区域性的美术馆更注重调动自身的收藏特色以及与城市与地域的密切关联,譬如银川当代美术馆极有特色的中国早期洋风画和历史典藏地图。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王雪川在谈到该馆的收藏定位与意义时,引用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吕澎提到的:“不断重写历史,不断拷问历史,是历史对于我们的要求。”通过特色馆藏回顾中西方艺术早期交流、舶来品等的历史,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审视与被审视,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国内外多名学者围绕美术馆的两大收藏体系进行研讨,真正立足于银川本土,展开了数场关于“文明的维度”的国际对话。
展览与公众
成为共创者
当关注某一个美术馆的时候,公众首先会关注它展览内容的策划,是否有丰富的藏品。可是今天对于一个新型美术馆来说,公众走进美术馆之后的期待是什么?除了看到这些非常优秀的展品、艺术家的创作,观众在美术馆活动会得到什么?这是麓湖·A4美术馆馆长孙莉一直思考的问题。“美术馆不是一个固化的容器,是关于人与世界对话的场域,是一个互为主体、流动整合、共同成长的土壤。在策划展览时,我们会习惯展开一个金字塔形的思路,即从策展人、馆长到艺术家的创作,然后是艺术家的作品,最后是公众接受的策展。今天我们试图使策展人、艺术家以及观众之间形成一个共创的可能性,建立一种新的共创和协商的策展方式。我们希望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观众,都能够从美术馆介入当中的参与者变成共创者。”孙莉说。
当前,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全国的美术馆运营的思路、理念都在出新出奇,这也促使着一些美术馆不断求新求变,不少网红美术馆、网红展览应运而生。
在艺术评论人、策展人蓝庆伟看来,当下,不同形式、不同内容,针对不同受众的展览层出不穷,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但是作为美术馆需要提高警惕。“我想强调美术馆以及展览本体的重要性。首先要强调原作的重要性,原作既是有经典的概念,也有当下艺术家最新创作的概念。在展览形式多样的情况下,原作必不可少。第二,美术馆要增加学术研究的普及度,当前很多网红展、双年展需要人们做具体的设计工作,这就给美术馆和美术馆从业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提供关于美术研究基础上的大众普及方式。”蓝庆伟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看来,美术馆网红的出现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网红给了专业美术馆更多的挑战。“今天网红这个概念,已经不是大众喜欢的、赶时髦的概念了,而是好的美术馆就会有网红出现。比如故宫博物院很多经典大展都是网红,天天排队,并不是它的质量降低或者展览水平下降,而是观众的期待不一样了,对美术馆的要求也提升了。”
四川大学美术馆馆长何桂彦对网红展览的出现则乐见其成。他表示,四川大学美术馆十分注重公共教育活动,并且致力于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在疫情出现后的这两年,美术馆做了400多场公众教育活动,只要观众能走进美术馆,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不一定要把美术馆作为精英化或者只是为艺术家、为非常小的群体服务,而是要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何桂彦说。
整合资源 突出特色
更好发挥美育作用
美术馆作为收藏、展示与研究艺术的重要机构,不仅承担了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的责任,在与观众和城市日益紧密的关联中,公共艺术机构需要积极重思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职能。在后疫情时代,在面对面的艺术交流与国际对话受到阻碍时,美术馆应该如何整合与运用自身资源,来展示当代艺术、传递学术思想以及促进文化交流?
作为大学美术馆的代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自上世纪50年代起积累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让美术馆形成了围绕研究而展开的系列工作。馆藏的研究助力于展览、出版以及智识纪录片等线下学术活动的推进,与此同时也带动了线上推广和进一步的藏品扩藏。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出版于2018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精品大系》的研究基础上持续开展后续工作,一方面推进展览藏品扩藏,另一方面也致力于专题研究展览,深化大系各专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高高介绍:“一切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研究展开的,研究本身能够分别对于展览、出版,包括纪录片活动、学术活动等有进一步的指导作用,同时带动线上推广,也进一步带动藏品的扩藏,形成这样一个内部循环。我们希望能够将研究工作的成果推广出去,也希望在工作中能够找到跟中央美院自身的教学发展和学术研究相契合的部分,也和社会公众对于美术的兴趣实现共赢,从而最大化发挥美术馆社会美育的作用。”高高说。
同属于大学美术馆性质的四川大学美术馆则依托于综合大学的优势,致力于研究型美术馆的建设。四川大学美术馆馆长熊宇介绍,美术馆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即对传统艺术形式内在逻辑发展的研究,学科融合下的艺术发展的可能,以及观念下的问题关注。在综合类院校丰富而专业的学科背景支持下,跨学科的艺术项目在这里得以被推进,包括艺术与医学、生物学、视知觉及计算机美术、博物馆学等方向。同时,熊宇强调,理工科的学科介入也让在美术馆发生的跨学科合作与推进更注重实验与探索,强调过程与项目的逻辑而非将实现一个完整的成果作为最终追求。
昆明当代美术馆联合创始人、馆长聂荣庆认为,在当前新一轮美术馆建设中,大概会有以下几种类型:国际性美术馆、收藏研究型美术馆、区域综合性美术馆等。“昆明当代美术馆属于区域性质的美术馆。如何定义区域性美术馆的发展方向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美术馆的意义是什么?符合一个城市的文化气质,坚持学术方向,正是区域性美术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