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又“上新”了。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祭祀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7、8号祭祀坑发现许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7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布了“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名单，“三星堆考古最新发现与解读”入选。

三星堆再次走红后，雷雨变得更忙了，他是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也是三星堆博物馆馆长。1984年，雷雨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三十多年里，他参与了三星堆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见证了一个个惊喜的出现。

这次三星堆的发掘有哪些重大发现、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三星堆会不会出现文字等，带着诸多疑问，新京报记者对话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受访者供图

“科技考古是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自1986年发现1、2号坑后，为何时隔三十多年进行大规模发掘？

雷雨：1986年，我们对三星堆实施的是抢救性挖掘，当时工人在取土烧砖时，挖断了一块玉环，自此1、2号“祭祀坑”被发现。后来，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之后的发掘则是主动性发掘。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陈德安、陈显丹两位老师花费十几年时间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文物的修复也花了很长时间，当时没有精力再去找新的“祭祀坑”。但我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几乎从未断过，逐步基本摸清了遗址的面积和文化遗存分布。

2019年，三星堆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项目，考古队员在1、2号“祭祀坑”的旁边，又先后发现了六个“祭祀坑”。2020年9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工作重新开启，更多惊喜慢慢出现。

新京报：你有想到三星堆还有六个坑吗？它们是怎么被发现的？

雷雨：对于古蜀国来说，1、2号坑出土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我们也没有想到还会有其他的坑。“十二五”期间，我们也做过勘探，在1、2号坑周围做了两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1、2号坑的展示平台把新的“祭祀坑”挡住了，之前的勘探深度也没有那么深。

2019年，我们开始挖探沟，刚好挖到了三号坑的一个角。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有个铜器的一截露了出来，是有弧度的。当时陈德安老师恰好在广汉开会，他到现场摸了一下铜器，说：“大口尊，没问题。”

当时那个展示平台还在维修，本来是用来展示1、2号坑及复制品，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就让拆掉了。我们又继续勘探，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确定还有6个坑。确定周围没有其他坑后，就开始修建考古大棚，还有恒温恒湿的发掘舱。

新京报：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是如何确认的？

雷雨：考古队主要是用碳14技术确定的，我们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除了碳14技术，还有类型学方面的比较，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铜器跟中原哪个时期出土的比较像，我们会比较一下。

新京报：这次考古运用了很多高科技，你如何看待科技考古？

雷雨：在发掘方面，我们有先进的发掘系统、文物运载系统和现场紧急处理系统，发掘舱是恒温恒湿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文物，这样的发掘条件在国内外都很少。此外，现场采用的是非接触式考古发掘，工作人员趴在吊着的挡板上进行发掘，以防对器物造成损坏，这样趴着其实挺辛苦的。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现场科技考古的人员比传统考古的多得多，比如测绘的、扫描的、检测的，还有文保工作人员也会在现场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相比传统的考古方法，科技考古加快了研究进程，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穷尽信息。但发掘进程变得更慢了，三星堆的发掘要做到精细化，考古人员挖一层，还要扫描、收集土样，然后再继续挖。但无论是科技考古，还是传统考古，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研究历史，讲清楚我们从哪来、往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