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现场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地理相近的客观因素使得两国产生了天然的联系与交流，早在2000年前的两汉，中日两国就有了史书记载的人文交流历史。特别是隋唐两朝，一批又一批的遣隋使、遣唐使不畏浮云沧海远，抵达洛阳、长安，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

展览现场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向观众展示源远流长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清华大学与日本奈良县政府联合举办“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通过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100余件套与中国相关的文物，以及国内文博机构所藏的数十件与日本相关的文物，共同勾勒一幅中日文明交流的图景。

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分为“倭人的姿态”“倭国与中国”“日本国的成立”“祈祷的样态”“大和的地宝”“中国视角的日本”六个单元，包含了诸多首次出境日本的珍贵文物，它们承载着延续千年的文明、跨越海域来到中国，与国内的珍宝汇于一处，共同共同向观众们呈现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长卷。
展览现场
“倭人的姿态”与“倭国与中国”两个单元展现了日本弥生、古坟文化时期的文物。绳文时代，土器制造技术便有了一定发展，此时的土器尚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弥生时代，农耕技术发展，铁器开始被使用，丧葬制度也发生改变。铜铎、铜剑、铜矛等青铜器以及土偶等都出现在陪葬物中。古坟时期的陪葬土偶造型神态颇显丰富，碧玉、铜镜制品也愈显精美。大量铜镜随葬品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镜子的崇拜。镜子反射光的性质使得当时的人们将镜子视作太阳神的象征，加以崇拜。从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展示的文物多以日用品与祭祀用品为主，体现原始工艺品的实用性。在这两个单元里，观众可以感受到原始艺术古朴稚拙的美感。

男性坐佣（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玛瑙·水晶·翡翠勾玉（古坟时代初期·4世纪）

玻璃珠串（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

三角缘龙虎镜（古坟时代初期·4世纪）

垂饰金耳环（一对）（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

陶马（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

鎏金鞍具（前轮装饰复原）（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鎏金铜制筒形器复原（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发饰复原（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心形杏叶（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其中较为重要的则是第三部分“日本国的成立”。日本岛逐渐从众多小国分治建立起统一政权。在国家内部基础不断巩固的同时，此时的统治政权注重吸收学习临近中国的先进文明。派遣使者的风潮在这一时期兴起。南朝宋武帝时代，倭王赞遣使南朝。倭国五王时代都保持着派遣使者的传统。圣德太子时期，为更好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制度，先后5次派遣遣隋使、留学僧。舒明二年（630年）日本派遣遣唐使，至奈良朝宽平六年（894年）共派遣遣唐使19次，成功抵达唐长安者15次。遣唐使制度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祈拜形象”“大和地宝”单元中即可看到中国文明对日本佛教艺术、墓葬文化的深刻影响。

飞鸟净御园宫主殿建筑模型

鎏金镂空铜饰（飞鸟时代·7世纪末-8世纪初）

陶板复原高松塚西壁女子群像（飞鸟时代·7世纪末-8世纪初）

兽面瓦奈良市平城宫遗址奈良时代（8世纪）

多尊像砖佛（飞鸟时代·7世纪）

鸱尾（奈良时代·8世纪）

法隆寺金堂一号壁壁画（陶板复原烧毁前貌，飞鸟时代7-8世纪）

多武峰曼荼罗局部（室町时代·15世纪）

最后一个单元视角发生切换，展览从西安碑林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襄阳市博物馆、洛阳博物馆、豪州市博物馆、深圳望野博物馆遴选出的众多中国出土文物，与之前日本出土文物形成对照，在比较中展现文明在历史中交流的痕迹。本单元是呼应了第四单元展出了众多飞鸟时代的佛教艺术。受南北朝文化影响，日本发展出众多佛教艺术。唐代造像法度一度是日本佛像的蓝本。飞鸟时代的佛像宽肩平胸，宽衣博带，法身姿态具有中国佛像的典型特征。穿梭于两个单元，观众可以感受日本佛教艺术如何取法中国佛教艺术，同时体会佛教艺术共通的精神内涵。

唐白石马头明王坐像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次展览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继“继2018年“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绢谷幸二作品展：爱与祈愿·丰穣之翼”、2020年“东瀛的钟声：井上有一作品回顾展”和2022年“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之后第五个中日合作的国际交流展览。在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中日双方通过线上会议、邮件等方式确定相关事宜，克服重重困难，确保文物跨境运输、展览布置顺利进行。
“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展览通过双向视角，展现了中日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容。虽是山川异域，却是日月同天。金秋十月，欢迎前往展览观赏文物，共同品味这一场文明盛宴。（本文图片提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图片版权分别归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各文物收藏单位所有）
参考文献：叶渭渠 《日本文化史》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