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4月1日，与德国三大博物馆合作举办《启蒙艺术》展览以来，我馆在欧洲各个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可以这么说：国家博物馆目前已经跻身于世界大馆的行列当中。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如去年试运行期间开展了潘天寿、李可染和黄胄大型艺术展，同时我们做了三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通过网络进行了全面直播，这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也是没有先例的。今年，我们与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推出《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还有前不久开幕的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文化遗产开发司联合举办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云集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作品，这也是共和国百年来文化价值最高的展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明年还有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合作，还有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很多馆的合作。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大博物馆希望把自己策划的经典展览拿到我们馆来展出。这些合作的项目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地位，因为一个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国际地位，很难想象世界这么多馆会和你合作。

我们的硬件水平、展览水平，包括我们的公共教育以及我们的公众都是一个考量的指标。我想，一个博物馆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它也很难称为著名。前不久我们在接待意大利文化部长时，他们了解到我们馆平均每天有两万多观众，尤其是暑假期间我们一天有三万多观众，他们都为之惊讶，很难想象一个馆一天有这么多的观众。所以当我们室内的观众和室外天安门地区的游客形成一个内外呼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力量也彰显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馆，我们才有可能吸引来自世界的观众，我们有了这样的硬件水准，我们才有可能吸引像文艺复兴大师这样的作品到中国展出。

这次我们举办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这样一个展览，有些作品是第一次离开意大利。这些作品就没有出过国，在他们国家也算国宝级的。意大利在文物遗产保护方面是走在全世界前列的国家，他们对硬件和基础设施的考察是很严格的，这些都能说明我们的国际地位。我们还和美国的赛克勒博物馆做过一些展览方面的合作。而和秘鲁、新西兰的合作，我们都是在国家博物馆之间进行的，因为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往往是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方面需要。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展览项目是和“文化年”相联系的，明年是俄罗斯文化年，通常有大型文化年的活动都有展览，既有他们的展览过来也有我们的展览走出去。我们最近有一个展览在巴黎，展出的是中国的饮食器具，将我们几千年的生活用品集中起来做一些展示，也得到了法国公众的好评。所以这些综合性的因素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也能看出来，我们一个国家博物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推广国家文化方面所特有的力量。所以，可以这么说，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份额，有独特的话语权。最近我们在纪念国博建馆一百周年，我们特别做了一个中外博物馆馆长的论坛会，请到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主席以及其他一些大馆的馆长，他们不仅带来对我们国博百年的祝贺，同时也传达了博物馆界在进行交流合作方面的一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