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1640—1718年)，本姓朱，名若极，明皇室后裔。出家后，法号原济，又号石涛、清湘陈人、苦瓜和尚等。以其独到的画论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山水画艺术成为明末清初最具影响的大画家。石涛早期的山水画是深受新安画派影响的，此间的笔墨基本上是梅清一路，用笔恣肆放旷，用墨清新隽逸，凭借心情，或渴笔涩写、或润笔挥运、或清俊、或苍茫，各具风韵，显示出才情横溢的艺术资质。最能代表石涛山水画成就的是他后期的作品，后期作品最具“变”态，充分反映出这位桀骜不驯的天才画家的无限创造性。很多人认为他的艺术风格不鲜明、不稳定，而我认为，石涛的艺术风格恰恰就体现在这个“变”上。纵观石涛山水画，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纵横类：如《山水册十二开》、《余杭看山图》等作品，满纸老笔纵横、恶墨纷披，野战疯狂，有点无法无天的反叛意味。显示出他摈弃成法，大胆创新的精神。透过那些狂放无羁的笔墨，可以领略到他创作时的状态：情绪是激烈的，速度是急速的，一反古人那种“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恬然而理性的心境，完全进入即兴式的感性状态。
 

2、密体类：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通幽》、《听泉》等作品，构图饱满，气势浑茫，点线交织，墨气淋漓，笔性豪放，皴法稠密。然而，繁而不乱、密而空灵，其层峦叠翠，峻崖幽谷，纵横曲折，岚气弥漫，满纸氤氲，极尽山川变幻之形势。
 

3、疏体类：石涛的简笔山水非常精到，无论是用笔简化，还是画面简约，都给人一种气势开张的大境界之感。笔墨虽简约，但意境是深邃的、幽远的。从《唐人诗意图》、《山水册七开》等作品可以窥见一斑。

4、清雅类：代表作有《山水清音》、《山窗研读图》等，笔墨清新健朗，章法平稳中正，设色淡雅秀润。这类作品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石涛山水画艺术的总体水准。他那平朴萧然的禅境和超凡脱俗的蒙养在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纵观石涛山水画艺术，我以为，有以下四点启示，试作分述。
 

一、注重生活感受，以生活蒙养笔墨

 当时的画坛主流，是以四王为代表的复古派，整个集体似乎都处在怀古念旧的潮流中，他们迷恋古法，耽于笔墨构成，在书斋中做空头文章，导致画学衰退、精神式微。在这种形势下，石涛走出南窗下，扑向大自然，借生活蒙养笔墨美性，以生活立定艺术精神，充分显示出一个艺术家敢于反叛主流、勇于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

 比如石涛最擅长的“截断式”构图，就是来自生活中的切身体会，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程式化构图，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些独具特色的图式，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自然山水的“重识与尊受”。
 

二、画道从心

石涛说：“夫画者，从于心也。”道出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旨。清初画坛，一片摹古，画家沉醉于古人的一招一式，至于“自我”早已丧失殆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已然不再奉为画学圭臬，致使画家无“心”、笔墨无“我”。对此，石涛深恶痛绝，他强调，“夫画者，从于心也”，心者，识也，即我之识见也。也就是说，画是精神产物，画应当是表述我的思想、我的精神，而不是别人的思想、别人的精神。如何使画从于我心呢?石涛认为，首先要在生活中得到识的蒙养，即尊受，“先受而后识也”，有自己独到的感受，才能建树自己的识见与思想。所谓“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这样，即使借鉴古人，也不会湮灭自己的真知灼见。总而言之，从于“心”，必起于“识”，而“识”存乎自然造化之中，尊“受”得“识”，有我之“识”方有我之“心”，有我之“心”，方有我之“画”。正如石涛所说的：“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心受万物，万物受天，天受道，道法自然，由此，“吾道一以贯之”。反观当下山水画，要么巨细形体，如风景画，唯物是从;要么笔墨游戏，标榜高逸，唯我独尊。石涛的“从心说”，无疑是一剂专治两极端的良方，用现在的话来讲，心者，就是意境也。山水画要有意境，意境是山水画的精神，意境来自心物的融合，来自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偏执一隅，都是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