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草间弥生扮演着“外来者”的角色。在上世纪60年代，当她雄心勃勃地来到世界艺术的中心纽约，开始与唐纳德-贾德、安迪-沃霍尔、约瑟夫-康奈尔、克拉斯-欧登柏格等人接触，并卷入波普艺术的大潮中时，她便被打上了“外来者”的印记——男权社会里的女艺术家、西方艺术圈里的日本人、正常人中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一名女性，她本可选择更婉转的方式与这世界周旋：通过进入一个男人的世界，将自己纳入整个男性世界的话语体系——就像同在50年代到达纽约的小野洋子所做的那样。毋庸置疑的是，年轻时代的草间弥生并不缺乏她同胞具备的那种“日本女人特有的色情天赋”，但在那段时间里，她没有遇见另一个“约翰-列侬”。

更重要的是，她从来也不是外部世界的“融入者”，而是一个“闯入者”——她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是向其呈现一个完整的自造世界，诱人走入，并成为这世界里的一部分。她将作品、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以及任何一个走入其间的人，消解于同一件作品之中——这是她的艺术，也是她的处世方式。1967年，草间弥生在纽约第二大道的剧场里呈现自己的作品《消灭自己，一场声光电的表演》。《纽约客》的记者前去观看，发现她将自我、作品与周遭环境融为了一体。她说服购票进入者，“消灭自我，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为了配合灯光效果，所有观看者被强制穿上了波点服。

草间人生中另一件著名的“闯入”事件，是196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在未获邀请的情况下，草间弥生“闯入”了威尼斯。她穿了一件金色的和服，在展亭外的草坪上布置了1500个镜球，每个要价1200里拉。她的举动遭到了展览方的禁止，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将艺术当热狗和冰淇淋一样贩卖的行径”。在评论家看来，这是她“对于名声的贪欲”，有人将之与安迪-沃霍尔比较，但她要获得认可是更为困难的，因为她是“女性、以外语争辩且生活在一个对日本的偏见有待改观的战后社会里”。1993年，草间弥生重回威尼斯双年展，这一次是以官方邀请的身份，《纽约时报》揶揄地写道，“日本被它曾排斥的艺术家所代表”。在这次展览上，草间弥生布置了一间镜屋，填满了南瓜。如今，她的银质南瓜一个可以卖到50万美元。

“现在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刻。”面对日渐增长的名声，草间弥生如是说，她毫不讳言地表示，她想变得“更有名”。“我总想向尽可能多的人传达信息。我的主要信息，是‘请停止战争、精彩地生活’。我希望能保持尽量高的形象，哪怕是在死后。”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她已经创造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她所期望的名声，却晚来了几十年。在旁观者看来，十几年的光阴，只是80年人生道路中的短暂片段。在大众的记忆里，60年代属于唐纳德-贾德、约瑟夫-康奈尔和安迪沃-霍尔——他只活了50多岁，永远留在上世纪的纽约，而在那个年代里，曾与之一起联展、同是城中话题的日本女性草间弥生，却已从纽约的记忆里淡去，成为当下的、前卫的“日本怪婆婆”，她还在持之以恒地画她的圆点——那无穷无尽的圆形图案，繁衍的是一个阐释不尽的60年代：爱与欲、和平与战争、自我世界与外部冲突，以及这一切的最终结点：死亡。

“我相信，艺术创作的构想终究是出自于孤独沉思。那是一股由心平气和的宁静，绽放出来的斑驳彩光。现在我的创作概念主要与‘死亡’相关。”在自传《无限的网》中，草间弥生这样写道：“科学、机械万能导致人类妄自尊大，这不但让人类失去生命的光辉，也让大家的想象力变得贫乏。资讯社会越来越蛮横、文化单一、环境污染，在这地狱般的景象中，生命的神秘力量已经停止运作，我们的死亡也放弃自身的宁静庄严。我们正一步一步失去那种静谧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