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齐白石到长塘黎家画遗像，结识了黎松安和以胡、黎两姓亲友为主的一批乡村文化人，他与王仲言、罗真吾、罗醒吾、陈伏根、谭子基、胡立三等人组成了龙山诗社，并被推为社长；他又参与黎松安组织的罗山诗社，两社经常在一起雅集。从1913年齐白石在致黎松安的信中，曾经描述了他们雅集时的活动场面：“座必为十日饮，或造花笺，或摹金石，兴之所至则作画数十幅。日将夕，与二三子游于彬溪之上，仰观罗山苍翠，幽鸟归巢，俯瞰溪水澄清，见蟛蜞横行自若。少焉，月出于竹屿之外，归诵芬楼促坐清谈。璜不工于诗，颇能道诗中三昧。有时公弄笛，璜亦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当时人窃笑其狂怪，璜不以为意焉。”如此情致如此心性，岂是一个农民所有或一个民间艺人所为呢？

1899年，齐白石又拜一代名儒王闓运(湘绮，1832-1916)门下，学诗成了齐白石此际最主要的功课。

王闿运是湖湘诗派的领袖人物，他的诗从魏晋学起，至晚唐而止，和晚清盛行的取法宋诗同光体截然不同。因而在诗学修养方面，王闿运虽然并不是晚清民国的顶尖人物，但却无疑是齐白石最好的诗学老师了。

从他学诗来看，在齐白石的骨子里，本来就有一份不同于“匠人”的东西，他不是不想成为一位文人名士，虽然那些文人名士们会拒绝承认他。如他的老师王湘绮就曾经这样说过：“看齐木匠刻印字画”；“齐璜拜门，以文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他的老师这样说他，可谓刻薄。王湘绮的诗，也未必高明，不翻他诗集，现在还有几个人可以记得他的一些诗？近人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形容为“诗坛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晚清另一大名士李慈铭认为他的诗不过“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而已。可齐白石的诗，你只要看他一遍，就可记住。如《柴笆图》上的题诗：“似爪不似龙与鹰，搜枯笆烂七钱轻。入山不取丝毫碧，过草如梳鬓发青。遍地松针衡岳路，半林枫叶麓山亭。儿童相聚常嬉戏，并欲争骑竹马行。”谁能说这不是一首好诗呢？在这一点上，齐白石也自认为自己诗写的并不弱。比如他对诗社的罗真吾和罗醒吾的做出评价时就认为，他们的书底子和诗底子比他深得多，只是因为他们的诗文是为了“应试”，因而写的也是“应试诗”，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虽然圆转得体，“但过于拘泥板滞，一点儿不见生气。”齐白石坦言：“我是反对死板板无生气的东西的，做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做态……若说做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延续了二千年的帝制传统社会寿终正寝，但就像鲁迅等人所认为的，这个革命是“不彻底的”，一个新的时代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到来。

此时的齐白石已经49岁，刚刚远游归来不久，春天还应王闓运之邀，到瞿鸿禨家看樱花和海棠，并禊饮于瞿家的超览楼――即使是革命后，也未能触动他旧式文人那种亦耕亦读的生活。他住在寄萍堂中，栽了几百株的果树，后园有竹笕通泉，客来就汲泉烧茶，室内陈设雅洁，作画刻印的几案，式样古简，都出自他自己的心裁。此时的他似乎完全置身于世外，以诗书画印为生。“新文化”对他似乎毫无影响。

据《借山吟馆诗草自序》，齐白石在40-50岁之间，一共写了1200多首诗，他的孩子们将这份诗稿带出后遗失了，他又从朋友那里抄回420余首，亲手写为四本，寄了两本给他的老师王闿运删改，不幸的是，在王闿运死后，这两本也不知去向。直到1933年齐白石在《白石诗草二集自序》中，才透露出“诗兴从此挫矣”的消息。

的确，在中国文艺中，诗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它甚至有“诗教”之称。在唐宋时期，诗人的地位远远高于书法家和画家，以至于有人自称为“画家”，会被人们认为是自贬身份。齐白石在70岁时曾经说：“刻印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这种排序，也许是他自己的一时兴起，旁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等他到了晚年，他又重新调整了排序：“诗词第一，刻印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这种排法，一定是他几经考虑之后才排出来的，这让我们想起徐渭所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二者虽然相距甚远，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诗放至少低于第二的地位，而这正符合于地道的传统文人的文艺观。[5]齐白石有一方印章，上刻“心与身为仇”，内在的涵义可能正是他表达了这样一种遗憾：想让自己的诗词排在前面，而人们仍然以篆刻家和画家来看他！

不过，我倒没注意过身为同光体领袖陈三立之子也是齐白石最重要的朋友的陈师曾对他的诗是如何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