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中国好声音”出现的最让人意外的导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接下这个“第一次”？

刘欢：说来也巧，制作单位星空传媒找我的助理攻关的那段日子我正在美国休假，太太拉我看了最新一季“美国偶像”，我俩改变了一些对真人秀节目的印象。我太太甚至认为我很适合做这类节目的评委，说能扬长避短展示我的才识和真性情。当然，前提是节目品质要好，并且定位准确。就是这个时候，节目总导演金磊在我们回国不久后找到了我太太。我始终比较谨慎，担心制作方的能力，尤其担心他们对真人秀节目的认知，还担心选手的整体水平。最终促使我同意加盟的主要原因基于两点：一是原版，我尊重知识产权；二是盲选，声音是唯一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向节目组提出一些你的界限？比如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

刘欢：这是必须的。我的界限是任何人不得左右或者试图左右我的判断和选择，否则我有权选择退出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的代理人把这一条写进了合同。我非常反感被人操纵。通过音乐展现声音才是我唯一关心的。我欣赏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的选手，因为赛制等一些因素他们在节目中或许没能走到最后甚至没能走得太远，但他们将赢得我的尊重，我会在节目以外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何时看到原版“TheVoice”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偶像”新一季的评委是玛丽亚·凯莉，美版“TheVoice”也有很具分量的导师，如果是其他选秀类节目邀请你，你会去吗？

刘欢：看到“美国之声”是今年4月初回到北京，制作方和我太太接触以后。看完第一季我和太太都很失望，觉得不如“美国偶像”。我太太动摇了，开始倾向于我不介入的观点。金磊也认同第一季不理想的说法，但坚持说服我们看完第二季再做决定。以前有过选秀类节目打听和邀请过，但那时我完全没有兴趣。这也是一开始“中国好声音”制作方被我的助理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的原因，他觉得没有可能。现在其他选秀类节目我应该不会再考虑了，一来没有精力，二来我当然选择最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看过选秀比赛吗？有没有想过如果换成当年的自己去参加，能走到哪一步？

刘欢：国内的看过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李宇春、张靓颖她们那一届的最后一两场。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1985年我参加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歌曲比赛都得了奖，还因此去了趟巴黎，感觉很爽！不过那时很多事情都很单纯，我们没什么压力，就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而已。现在就复杂了，名啊利啊都来了，孩子们自身要面对很多诱惑，还要承担周围相关人因名利而附加给他们的压力。我这种性格的人在今天恐怕很难出来，除非碰到“中国好声音”，碰到欣赏我的导师。哈哈！

三联生活周刊：浙江卫视把这个节目的合作模式形容为一种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相对于其他同类节目，“中国好声音”里导师比学员对收视和口碑起到的作用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你们四位导师有没有就此开过会，比如要不要模仿原版？模仿到什么程度？加入哪些个人特质？如果有风险，你觉得具体到你个人，是哪些风险？

刘欢：我觉得这个节目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尊重原版模式，原版在全世界各地获得成功必是有原因的。说到风险，我理解就是节目是否成功，我觉得尽量按照成功经验去做就会尽可能地避免风险，既然移植就要尽可能全面，尽可能细节化，成功是一系列的细节的成功累积起来的。这不是模仿，是移植，模仿只会变成“山寨”，而移植是一种“拿来”，先“拿来”，再研究，再学会，再创新。我认为这是个理性的过程和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导师的收入，外界的传言也很多，比如每人2000万元或者广告分成之类的，你有听说过吗？哪种说法趋近于事实呢？

刘欢：我注意到了这些传言，就是些传言吧。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组也提到你不是钱可以打动的，是确实对乐坛的现状有意见也想改变，你认为现在乐坛的问题主要出在哪？为什么？通过这个节目，你有怎样的愿景？收的那些学生，你有什么规划？

刘欢：这是真话，乐坛的问题太多，积重难返，一言难尽。比如国人的版权意识，著作权法不健全，盗版猖獗，音乐人各自为政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乐坛的造血功能和创新能力。至于为什么，大家可能都清楚，但也都无能为力。这不是靠哪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政府和政策。我个人比较悲观，这个节目改变不了什么，它毕竟只是个秀，是个真人秀。谨慎乐观的话，我希望通过“中国好声音”向观众传达一些对音乐的正面理解，为有音乐天赋而又真正热爱音乐的年轻朋友提供帮助，带给大家一些健康积极的快乐。能做一点是一点吧。另外，唱歌方面我从不收学生，我觉得流行歌曲的演唱需要天赋和个性，不需要老师，我本人就没有老师。至于我的团队的那些学员可能制作方会有一些计划帮助他们，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需要我愿意尽我可能帮助他们。比如，我会邀请其中的五六位学员参加我的跨年演唱会，让他们在国际乐团的伴奏下站在期待已久的大舞台一展歌喉。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定下的是你和那英，之后的庾澄庆是你的好友，杨坤是那英的好友，当时推荐庾澄庆的考虑是什么呢？当时节目组也提出了一些“80后”的选秀歌手，经过商量否决了，是觉得气场不搭吗？

刘欢：庾澄庆是一位很优秀也很全面的音乐人，我们俩挺对脾气。我们的音乐虽然风格不一样，但对音乐的理解和态度相同，我们认识也有20多年了，以前还在同一家唱片公司，和他共事会比较默契，也很愉快。制作方没有正式提出过“80后”的歌手人选，我的印象里也就是闲聊时随便提过一两个名字吧

三联生活周刊：庾澄庆说你是表面严肃，私下有趣，在节目中你会有意识地放松自己的状态吗？刚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紧张？

刘欢：我也不清楚，好像也没有有意识吧，一到现场就自然而然那样了。紧张倒没什么好紧张的，当老师做歌手都28年了，不过有时候我的确很不适应。比如奥运会那次那英他们怂恿我上台唱歌，我一开始还真有些不爽。因为我和老那性格不一样，她一高兴就会不管不顾地冲上台，而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场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内心大概会有个界限，我觉得那个台不是我的，是学员的，就像我上课时从不会唱歌一样。那次最终还是架不住老那带着观众一起哄，上台和学员即兴唱了一曲《我和你》。播出这段时把中间的僵持剪掉了。好悬，那天早晨我是吃了片药才睡着的，下午录像时都迷糊着呢！既没心理准备，也没和乐队排过，幸亏声儿还凑合，没把我撂在台上。

三联生活周刊：造型方面看起来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考虑过换下黑色T恤和棒球帽吗？这个造型你是不是有很多套同样的衣服？

刘欢：衣服会换，但帽子不会摘。盲选不换衣是为了后期剪辑方便，的确准备了同样的衣服和帽子。别着急，盲选一过，衣服就换了。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阶段的录制每次要十来个小时，你们怎么保持高昂的情绪？剪辑出来的感觉大家都挺兴奋，不知疲倦。

刘欢：每次录像我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确很耗人，非常疲倦。观众看到我们情绪高昂是因为后期把不兴奋的镜头都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盲选”是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各国版本进入第二阶段后，收视率会有下降，你们对此会有讨论吗？每次录制只是按照台本走程序，还是事前要加入策划，提出个人意见呢？

刘欢：会经常有一些非正式的讨论。导师们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不同意见。我们和节目组一直在磨合。至于收视率，大家都还是很有信心的。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第一次播出就打响了，之前有没有预想过不成功怎么办？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声望？这个节目相比于其他选秀，是更加精英化的，你有留意到周围看节目的朋友是什么阶层的吗？他们有哪些反馈？

刘欢：该想的在决定合作前就想过了，所有担忧和风险都只能通过合同的方式有所规避。声望这种东西你看重就重，你看轻就轻。其实我不用留意就知道这个节目已广受关注，因为我到任何地方碰到任何人都会提到“中国好声音”，他们除了赞美也会提出一些疑问和建议。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的女儿会喜欢哪些歌手呢？中国的市场很大，一首歌就可以养活一个人10年，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大家习惯免费下载，通过一档电视节目能改变目前乐坛的现状吗？

刘欢：我女儿最感兴趣的是爵士乐，她应该会比较喜欢像王韵壹、袁娅维和赵可这样的歌手。谁告诉你在中国一首歌可以养活一个人10年？相反，这种事在中国是最没有可能的。通过一档电视节目想改变目前乐坛的现状，基本上是痴人说梦，我们只是努力地多做一些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