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文本上不存在“网络批评”一说。可是，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往往带来一个时代的大变革。网络的出现，对社会舆论领域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单向性中心结构，有力地促进了批评的多元态势，使批评新生力量获得更多的可能空间。毫无疑问，互联网这种互交式与非中心的快捷新型传媒，对传统媒体造成一定冲击，有人曾断言：互联网发展将加速专制政权的崩溃。这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国家权力模式的产生与形成，绝不是单一的工具作用，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才是决定性因素，互联网的工具开放性不等于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开放性。中国艺术批评获得良性健康发展，还需要制度建设和实质投入。

一、谁来保障中国的艺术批评

这是当前艺术批评陷入困境的关键问题。中国批评家缺乏独立性与职业化，根源在于没有软性制度与硬性经费的持续保障。艺术批评既是学术领域也是公共领域，它需要批评者坚持独立思考、立场公正、探索进取，旨在激发思考、消除狭隘、促进文化学术的健康发展。除了学术规范和批评权利的制度保障之外，还需物质奖励来确保批评家的独立思考和写作劳动。由于缺乏软硬保障，艺术批评在中国倾向于两个极端发展，一是业余化的写作行为，二是职业化的打托行为;严肃的批评往往是一种“精气神”的业余行为。

首先，能够从事艺术批评的人文学者，他们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即使在教研机构工作，若不兼职搞“副业”，通常难以过上体面生活。其次，中国公益性文化机构和基金会非常少。因此，批评家不得不利用专业擅长做些润笔活，极端情况是丧失了一个批评家的学术原则、独立人格。之所以，中国的艺术批评家的身份极为模糊而尴尬，既是学者又是商人。难听的说：既是小偷又是警察，如同不带薪的仓库管理员必成为内贼。有些批评家早期做得相当不错，既能坚持学术立场而又能洁身自好，随着名气扩大而不断堕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混混。可见中国批评家要坚持独立的批评精神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来支持独立而严肃的艺术批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这种社会共识。权力腐败导致国家制度松弛不堪，加之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使得整个学术氛围变得纸醉金迷，从根本上毒化了整个学术文化生态;一切都变得那么唯利是图和空前浮躁，艺术批评也不能幸免。一个社会最可怕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意味着社会丧失了起码的良知底线。不论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绝不能是种“精气神”一时现象，需要一定成本确保它的持续效率。就艺术批评而言，一般艺术家都不清楚它的真正意义，轻视理论与批评在中国艺术界是司空见惯，这可能跟理论家与批评家长期不作为存有密切关系;似乎需要“吹牛拍马”时才有理论家批评家，而把那些质疑性批评都看作一种“敌意”或“骂派”。即使在批评家内部也从不尊重理论对手，更无法领略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所带来的快乐启发。从侧面表明中国社会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化传统，倾向于中庸附和以及盲从权威，学术思想显得死气沉沉，同时抹煞了多元的文化生态。何况严肃的艺术批评不是传统意义的阐释性评论，更多的质疑、否定、批判，它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人苟且偷安的处世态度。

由于缺乏传统基础、制度保障、物质支持、社会共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显得有气无力是极为正常的。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帝国，已不再出现过“思想巨人”，不是啃着老庄孔孟的祖宗骨头、便是嚼着“拿来主义”的残余饭渣，文化思想原创力极为枯竭。传统派打“祖宗牌”;现代派打“西洋派”，当代派打“流行牌”，唯有没有一点属于当代中国人原创的文化艺术、学科发明、理论思想。艺术批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由谁来埋单?独裁者、暴发户要的是“歌功颂德”、艺术家和小市民要的是“天花乱坠”。哪怕一点质疑批评就如同掘人祖坟。在一个习惯自欺欺人的思想矮人国，坚持独立的批评家无异于自杀，充其量不过当一名死后“鬼雄”。

二、网络媒体与艺术批评

网络上新起的批评力量，它们始终是边缘的、草根的、散沙的，不构成强大的主流势力。这相对于传统舆论环境是不小的进步，但也要看到网络对于任何一种势力都有利用价值。其次，学术水平和批评力度的全面提高，有赖于整体社会文化的构建。网上对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某些行为的批评，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连任，而且他可以傲慢地对外界批评置于不理，这就显见了网络批评的局限。再如方舟子很早在网上了《新语丝》学术打假网站，揭露无数的学术弊案，从国家院士到一般研究生都无所不有，可见网络学术“打假”仍无法阻止中国学术造假的恶化局势。多年前《新语丝》便开始披露脑白金、特仑苏牛奶等问题，至今这两家企业的产品仍畅销无阻，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医药食品这类关系到民生问题尚且如此，人文领域更不堪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语丝》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方舟子本身数次被学术造假者告上法庭。

目前商业艺术网站是些大众媒体，充其量提供了虚拟空间和共享资源，无法满足艺术批评的根本需要。其次，艺术网站既不是学术媒体，也不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规模大小;这些商业媒体无义务承担艺术批评的学术责任、制度保障、经费来源。应当看到，互联网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势力都有利用价值。网络媒体需要人气磁场来换取商业利润，这使它必须迎合大众化趣味，学术或批评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门户点缀。因为倾向大众化趣味必使网站满是灌水文章、娱乐八卦、肤浅口水、热门时事、商业广告。综观中国艺术行业的电子媒体：一是相互拷贝，资源共享到彼此雷同地步;二是过于注重名头而无内容质量，原因是没有专业水平的编辑队伍;三是缺乏固定经费保证批评与学术，过度依赖免费的“业余”稿源;四是没有将商业性与学术性加以平衡结合，忽视学术性与商业性的持续战略。艺术网站的极端大众化与商业化，有制度缺失与社会浮躁的客观因素。另外，随着电子媒体的快速发展，它的无限复制性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学术的荒芜化，对传统纸质媒体和文章作者造成巨大压力，学术刊物只能出卖刊号和版面得以维持下去，学术水准大打折扣，尽印些考评论文和打托广告。可见在没有制度跟进下，新型电子传媒带来的学术危害也不可忽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近年电子传媒与艺术网站的兴起，并没有给艺术或学术带来繁荣，艺术批评的缺席，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腐败。同时，网路飞速发展恰恰为资本操纵艺术、批评、市场带来了极大便利。网络的艺术批评通常为两种性质，一类是“精气神”的业余之作，因为网络发表文章既无稿酬也难当正式学术成果;二类是些“其人其画”的打托文章，使艺术批评成为被动的艺术品推销广告。其实，艺术批评所需传播平台并不高，关键在于需要经费来保障批评家的独立思考、专心钻研与写作。从长久看，学术与商业、电子与纸张并不冲突，类似成功例子在国外举不胜举。

计算机互联网对文献收集、学术传播、交流对话具有无限潜力，可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制度保障，加之艺术批评难以直接产生商业价值，自然不会有文化企业对此过多投入。如果一家媒体投入学术批评，不仅增高了成本，无偿资源共享只会便宜了商业竞争对手，实质无异于“自残”。制度缺陷造成了商业媒体的恶性竞争，迫使它们都走向学术荒芜化，可它们一方面取代了传统专业媒体的摊位，另一方面却在学术水准难上台阶。何况严肃的艺术批评存在着诸多是非，不是学术的就是政治的;不是名誉的就是利益的，尤其那些尖锐性的艺术批评，不是得罪了学术权威便是商业客户。因此，网络的艺术批评，尽是些业余之作和泛泛之谈，偶尔一点尖锐篇什，不外是草根鲁莽和江湖火花。

可以说，中国所有民营文化企业没有一家有十年投资计划，更谈不上历史远见和文化雄心。通常而言，具有实力的民间资本，无不是通过权力承租和社会潜规则获取财富，这种寄生性资本自身缺少创造力，必然不会尊重具有创造力的文化艺术和学术思想，所以指望这些文化企业和资本商人来扶持中国文化事业，其可能性是非常不大的。而且，这些寄生性资本是社会潜规则的纵恶者，近年疯狂的“艺术泡沫”，业内媒体与那些投机商、艺术家、中介商、“批评家”均为共谋关系，并制造了一场“杀鸡取卵”的商业阳谋，不仅败坏了艺术市场，还有毒化了整个文化环境和制造了无数艺术垃圾。毫无疑问，文化艺术与资本财富都有相似规律，遵循潜规则的资本与艺术都具有社会危害性。

三、艺术批评的悲哀时代

近年的艺术市场泡沫中的“天价现象”，其实已到了人人皆知的白热化程度。媒体与舆论对此视而不见。作为业内的艺术批评家之所以集体缺席，因为他们出来批评艺术泡沫、天价做局、学术打托、媒体炒作，对他们自身毫无益处。直到巴黎“奥运火炬”事件的爆发，周春芽、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人以狭隘方式“爱国”，从根本背离了他们一向自诩“先锋”、“前卫”、“批判”、“独立”的基本立场，受到我和极少几人的批评。朱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艺术家的“爱国主义小事件》一文，尽管文辞极为委婉而暧昧，可仍然得罪了所谓“老大哥”的粉丝团和利益团，对朱其的“污七八糟”诽谤帖子开始蔓延艺术网络，这使朱其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地揭发“天价做局”现象。据可靠消息称，朱其因此受到了威胁，连其商业伙伴受到一定压力。可见，中国的艺术批评不光批评家本身存在问题，夹杂着过多外部的利益关系。

中国的人文学术远比科学技术领域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它必然涉及政治、道德、人际等社会关系。当人情世故与社会潜规则高于学理之上，任何质疑、否定、批判必是习俗忌讳，不是得罪人就是惹祸上身;即便一起对事不对人的学术批评，在中国人看来仍是一种“感情伤害”。不说一般人，连批评家们都极为看重批评语式，而不是问题的本身实质;稍微一点激烈言辞都视为大不敬，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暴力”、“人身攻击”、“文革遗风”的大帽子。事实上，相比那些不痛不痒、吹吹拍拍、歌功颂德、四平八稳的作文，予以抨击也不为过。一些资深批评家，个个都把自己尊为一块“唐僧肉”，谁批评他们都好像沾他们的便宜、炒作自身，面对任何质疑与批评，都显得傲慢态度，没有一点学者心胸可言。另外一个怪异是，批评家之间少有学术交锋，一旦卯上便必定演变为一场“泼妇恶争”，无不是“鸡毛狗碎”的口水，从早年的岛子与彭德之争，到新近的鲁虹与王南溟之争，均反映出这怪异现象。别说跟国外批评界同行相比，拿“五四”期间与“八五”期间比较，都明显有欠风度水准。可以说，中国当前美术界是江湖气压倒了学术气，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则是司空见惯。

二十年来，中国美术批评界有两个极不正常现象：一是没有一次响亮的学术争论，也没有一场真正的思想交锋，好像中国艺术不存任何问题，大家一团和气地忙于发财。其实也不然，一旦触及利益或伤及脸面，江湖必定失火，不是龇牙咧嘴便是暗中拆台。二是批评人才的“青黄不接”，有人用“繁殖过剩”来形容近年毕业的美术史论人口，但却不见“青出一蓝胜于蓝”大好局面，它不失为当前中国艺术批评界的最大悲哀，同时又令人困惑费解。难道新生代习惯与世无争吗?显然不是，这里头必有时代环境、教育背景、学术风气诸多因素。除了年轻一代缺乏挑战精神之外，跟老一代的强悍作风存在一定关系，表明年轻人更需要包容尊重与支持鼓励。

(本文发表于《批评家》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