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社会史”的流行角度来重新观察，深入地说起来，1949年以后中国画家的“交往和应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被要求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一度无所适从，无不小心翼翼。在绝对的政治引导和复杂的宗派争辩的环境里，画家在非艺术因素的强大干扰下，如何选择和把握自己，是个严肃而逼仄的问题。回望过去，而李可染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显例。

在徐悲鸿体系对林风眠、刘海粟等人的压制中，李可染一点也不犹豫便站到了徐悲鸿一边。他得力于徐悲鸿的推荐，才到后来的中央美院任教；而且，徐悲鸿体系借助政治之力影响最大，长期决定着美术的高低。对于徐悲鸿的评说与反思，他连叶浅予都不如，叶浅予是最早的中国美协副主席，曾任中央美院国画系系主任，可后来否定将素描引入国画领域。而李可染到晚年还在为素描的作用辩护，其实是为徐悲鸿辩护：“怎样对待素描？素描是研究形象的科学。素描的唯一目的，就是准确地反映客观形象。形象描绘的准确性，以及体面、明暗、光线的科学道理，对中国画的发展只有好处，绝无坏处。我们的一些前辈画家，特别是徐悲鸿先生把西洋素描的科学方法引进中国，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徐悲鸿先生在近代美术史上建树的一大功绩。我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样说徐悲鸿，好像就是吴作人和艾中信。虽然李可染从1954年开始，自己行万里路，深入生活，四处采风，致力于写生而非素描。他最初读的是上海美专，后来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即杭州艺专做研究生，但听不到他说上海美专，我们只有在孙美兰为其写传记的年谱里，见到1925年目下，18岁的李可染，“毕业创作以其王石谷派细笔山水中堂，名列第一。刘海粟校长为之题跋。”刘海粟虽然肯定了初出茅庐的李可染，但李可染长期对刘海粟，避之唯恐不及。也只是在最后，去世的当年1989年，李可染才高调说林风眠，肯定林风眠，说林风眠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1980年代，在他当上了中国画研究院的掌门人以后，才谨小慎微地说：“多年来，我有两个最深的感触。一个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整个文化界对传统重视不够。再一个就是不团结，不团结就削弱了文化生产的力量。”(《李可染论艺术》，中国画研究院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这类似春秋笔法。

但是，李可染却及早宣示自己继承了传统的衣钵，一再说齐白石和黄宾虹是自己的两位恩师，言必曰齐黄。齐黄二位的弟子多了，真正的入室弟子，包括齐白石画画的儿子，也仅得皮毛若干。晚年齐白石不画山水，而李可染几乎未画过花鸟。当年李可染去看老师，常常用白菜叶子包点卤肉讨老画家的欢喜。可有段时间去得少了，乖张的齐白石竟说不认识来人。1947年春天李可染初访黄宾虹，而老画家不久南返，天各一方，也只是后来在栖霞岭下的黄家，才连续呆了将近一周时间。可是，读李可染画语录，他说得最多的是齐白石和黄宾虹，还有徐悲鸿。“我十三岁开始拜师学习中国画，也曾学过‘四王’的山水画。后来跟一位法国老师学了两年西画，后来再学中国画。……抗战胜利后，我接到两个聘书：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杭州的。北京是文化古城，又有故宫收藏，还有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位老师，结果我选定了北京的聘书。……我在齐白石老师家学画十年，主要学他的创作态度和笔墨功夫。”(《李可染画论》，王琢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苦学派”自称的李可染，用心良苦可见。

李可染的画，从2010年嘉德秋拍开始发飙，《长征》忽然以破亿的价格上榜，且略胜春拍中张大千过亿的《爱痕湖》很是打眼。到今年春拍，他用半斤许的宫廷朱砂叠染而成的《万山红遍》，竟一枝独秀，万人瞩目中，成交将近三亿元。历史常常和世人开玩笑，这点和齐白石早年用一斤石绿作画获暴利异曲同工。《白石老人自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零零)，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三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起来了，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1950年，李可染就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应时而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后来紧跟形势，反复画韶山和井冈山，韶山用红色，井冈山取青绿。他说：“在‘四人帮’黑暗统治时期，我也是无数受害者之一，但是我的意志从未消沉。去年，我因老年足部叠趾变形，走路疼痛，为了还想跋山涉水，深入生活，继续山水画的研究，在七十生辰前夕，我请医生为我截去三个足趾。今年我创作大幅国画《井冈山》，在领导深切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得上了一次井冈山。”(《1977年8月的自述简历》，孙美兰著《李可染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而香港评论家黄蒙田，是直接见证了这一幕的。春去秋来，即将开始的北京保利秋拍，早早就打广告再推《井冈山》。

红李可染，绿李可染，多是姿媚应景的李可染，剑走偏锋的李可染。而最真最好的李可染，本色的李可染，其实是一黑到底、黑透之极、黑入太阴的李可染。但常人的艺术鉴赏，乃宗白华先生老早就说过，是看热闹和直来直去的，遵从心理经济之原则。在世俗的藏家和大老板看来，大红大绿不仅表现画面的丰富和寓意的吉祥，还代表了画家作为创作者费力兼用料的双重投入，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李可染习画从临摹“四王”入手，在杭州艺专专门研究过西画，油画、水彩和版画，全都弄过。他后来的山水画，巧妙地借鉴了西画的光影，独具“逆光之美”。“文革”后期批“黑画”，李可染是重点。而早在1963年，闫丽川在《美术》上，也曾经以《论野、怪、乱、黑——兼谈艺术批评问题》，指责石鲁和李可染的“新国画”。但业界和行家评李可染，公认的是其黑，毕生用力在其黑。郎绍君有《黑入太阴意蕴深》，蔡星仪有《黑的魅力》，何怀硕有《白摧朽骨，黑入太阴》……李可染到最后，自己也在一幅未题名的画上书长跋而深叹：“石涛题画句云，黑团团里墨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中国绘画极重用墨，墨色千变万化，色容天地，为吾国绘画一大特色。此中堂奥，门外人不能知也。可染。”这一声叹息，是艺术的千古寂寞之叹，对俗世喧哗的诛心之叹。此叹与齐白石暮年的疑问与困惑相同。话题收回到文章开头关于“艺术社会史”的讨论中，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同样的一个李可染，如果李可染后来供职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以外，那他的艺术他的市场，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