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有一份名为《当月桂树生长之时》的学生刊物，“斯德哥尔摩东区最有名望的高中的两个学生谢尔·埃斯普马克和培尔·魏斯特贝都在那新的杂志投稿。《当月桂树生长之时》1949年第二期刊登了托马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五首》，和谢尔·埃斯普马克一篇非常多情的短篇小说。”几年之后，谢尔和托马斯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谢尔也成为瑞典研究托马斯最权威的学者。“1998年至2004年间，他（谢尔）担任了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主席。培尔·魏斯特贝于2005年获选为他的继任者。”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谢尔·埃斯普马克和培尔·魏斯特贝，这三位几乎同龄的瑞典人，成为1940年代以来瑞典文学浪潮的代表，托马斯在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谢尔和培尔都进入瑞典学院，并先后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三人这段在少年时期的文学交集，记录在另一位中国人最熟悉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收入在他翻译的托马斯诗集和回忆录《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

马悦然、托马斯、谢尔、培尔，或者还有其他人，他们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是如此熟悉。在过去的一周，马悦然和谢尔都在中国，他们为共同的好友托马斯的诗集和其他作品来做推广，肩负着推广瑞典文学的责任。因为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也肩负向中国人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什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太多误解在中国流传。马悦然和谢尔·埃斯普马克在中国旅行期间，各自接受了早报记者独家专访。

关于友谊

共同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

马悦然、托马斯和谢尔三人中，生于1924年的马悦然是最年长的一位，当托马斯和谢尔分别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和东区最有名望的高中就读时，还是学生的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的东区一所中学代课教授拉丁文，马悦然说，他差点成了谢尔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需要钱，所以兼职教书。那个时候有个老师病了，我正好登记了，所以我去那所中学教拉丁文。”马悦然说，“他们在不同高中，但在同一个文学杂志发表作品。那个时候的瑞典文学界，有点像中国五四期间，一群作家艺术家出现，是一个大爆发。”而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1940年代后，瑞典出现了一个诗歌热潮，不仅是诗歌，是整个的文学繁荣，这次文学运动影响深远，可以说它是我们的文学暖房。”但马悦然又说，“我觉得瑞典的文化在落寞下去了，没有再出现托马斯、谢尔、培尔他们那个年代的盛况了。”

1949年，谢尔和托马斯在同一份学生刊物《当月桂树生长之时》上发表诗歌，“是的，我们在那里发表诗歌的时候还是高中生，不过让我现在再看看那时候发表的诗歌，我真的会脸红的。60年前的事情了，大家最好还是别去看了。”谢尔回忆，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托马斯，两人第一次相见是在1955年，“1949年我中学毕业进入预科学校，6年后我们才相遇，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了第一本诗集，而托马斯比我早一年出版诗集。”“我们的友谊持续至今超过半个世纪。”

如今，谢尔·埃斯普马克是解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最权威的学者，去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就是由谢尔来演讲的。

当谢尔和托马斯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的时候，马悦然在世界各地，“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在瑞典，直到1965年才回到瑞典，到了1966年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第一次见到托马斯。”

1985年，马悦然进入了瑞典学院。那个时候谢尔·埃斯普马克已经是院士，“那时候我们瑞典学院开会要选一位新的瑞典学院院士，我对马悦然说了这个事情，他以为是托马斯，我对他说，‘不，就是你！’”

“1985年通知我当院士的时候，我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北京。”马悦然回忆说，“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给瑞典驻华大使打电话来找我。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吧，那个时候他们还对我说，三天内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还要得到国王的同意。有天，我跟北岛、顾城、杨炼在我一个学生家谈诗，他们不停地谈朦胧诗和灵魂，我和托马斯都有点听腻了，托马斯先跑到外面去，我也跟着出去抽根烟，我对他说：‘我被选入瑞典学院了！’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马斯当院士，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托马斯很高兴。”

托马斯、谢尔和培尔三人中，最具神童气质的是培尔。马悦然说，培尔已经写了100多本书，“他就是那种每天看完一本书的人。”在谢尔那里，培尔不只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南非问题非常关注，他游历了整个南非，然后写了一本关于南非问题的书。他后来也成了南非几任总统的朋友。”

“是的，他还是姆贝基的好友，他对非洲非常了解。”马悦然说。

今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培尔将做演讲介绍和评价莫言。在很多人看来，最适合担任这个角色的应该是马悦然，但马悦然说，培尔是个演讲家，口才极好很有感染力，“而且他看了所有翻译版本的莫言的书，他真的很懂莫言。”

关于中国情结

很多瑞典学院院士了解中国文学

马悦然、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谢尔·埃斯普马克三人后来都跟中国关系十分密切。马悦然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后来也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谢尔说，跟马悦然相比，“我和托马斯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理解都是业余的，都只是非常单纯的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学。”谢尔说，“在我们这些院士中，马悦然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很多，他翻译了很多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的小说。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很早就被派往日本和中国去宣传瑞典文学。1980年代，我就认识了多位中国作家，比如巴金、丁玲、艾青、沈从文等，我和巴金有一个很长的对话。”

北岛和顾城后来成了谢尔的私人朋友。“1987年，在我瑞典的家中，我和北岛、顾城见了面，包括顾城美丽的妻子，后来我和北岛又有好多次的见面，马悦然把我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然后北岛根据英译本翻译成中文，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

马悦然非常推崇谢尔的一首诗《西安兵马俑》，谢尔说，这首诗的创作与北岛有关，“后来我常常见到北岛，有一个好玩的故事，他知道我很喜欢兵马俑，所以他有一次到我家来做客，带了一个仿制的兵马俑过来，可是打开盒子，那个兵马俑全碎了。因为这个意外，我写了那首《西安兵马俑》。”

还有一个误解是，只有汉学家顾彬在认识和推崇中国诗人，其实马悦然早在1980年初就已经在北京和中国诗人认识，并推荐他们。马悦然是在1980年在北京认识北岛，“但在1978年我就开始读到北岛的诗歌。1980年代初，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所以经常遇到北岛，还有顾城和严力。”北岛那群诗人受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很大，其中马悦然是主要介绍者，他教他们怎么去读托马斯。

还有一个误解是，瑞典学院中只有马悦然懂中国文学，只有马悦然在推荐中国文学，可是从马悦然到谢尔·埃斯普马克、培尔·魏斯特贝都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说：“瑞典学院另一位常务秘书霍尔斯（音译）也很能谈莫言，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由他来讲莫言，他会讲得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很喜欢《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很多院士对中国文学读得很多。”但谢尔谦虚地说，“马悦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诺贝尔奖

争议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这次在中国待了近半个月，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中国行也有四五天，他们在各个场合都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回答关于文学奖的各种疑问，回应对莫言获奖的各种质疑。

在中国旅行期间，马悦然夫妇还很低调地去了山东高密会见莫言。在莫言的陪同下，马悦然终于参观了一座60年前他就想去看看的古墓，顺便还参观了莫言文学馆。这次山东行，对他俩最有趣的经历是，“我们和莫言在一个饭店吃饭，菜还没有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子——莫言的书，说老板很喜欢莫言，想要签名……这让莫言很尴尬，哈哈！”马悦然说。

当面见到莫言，马悦然也解开了这几天的一个困惑。“宣布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我先给莫言打了电话，对他说，有个重要人物要跟他通话，然后培尔用瑞典语讲了一通，通知莫言得了诺贝尔奖，然后我用中文再向他说了一遍。可是好玩的是，当时在电话里只听到莫言说，‘好了！好了！’这让我很困惑，所以这次在高密特地问他，通知他获奖，怎么说这句话。他对我们说，当时他正抱着自己的小外孙，听电话的时候，小外孙一直在一旁，‘好了！好了！’这句话是对小外孙说的。”

尽管这十多天，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和马悦然本人有很多流言，但他说，他和谢尔的此次中国行澄清了很多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误解，“这次来，我们很高兴的是，对莫言的讨论终于回到文学本身，而不是纠缠于抄《讲话》等这些事情当中。”“我们觉得，莫言需要支持。”马悦然说，“莫言没有见过培尔，但他说知道培尔的那篇采访，（莫言）看了之后热泪盈眶，因为一个外人也还在支持他。”

外界对莫言获奖有很多热议，比如怎么能把文学奖颁给一个作协的官员等等问题。谢尔说，“我们评选诺贝尔奖从不考虑政治。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们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我们在评选的时候，从不考虑这些。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有人就说，这是政治原因。第二年，我们把奖颁给了聂鲁达，聂鲁达是个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可这些人又说，看，这是政治原因，瑞典学院是左派。这太愚蠢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聂鲁达，都是同一批院士评出来的。但他们又说，这是搞平衡。我们真的无话可说。”

谢尔说：“作品《一个人的车站》受到贝克特的影响很深。”但在这部作品中，你还是看到中国的背景，贝克特和中国相遇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言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向福克纳学习，但又有很大不同。”他的作品取材都是来自中国古典神话，我想他从中国古代的小说家蒲松龄那里学了很多，还有其他的一些古代小说家，他将他们拿过来做了重组融合使之现代化，并且做了很多现实观察。莫言的家乡高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比较，但高密已经不只是那个高密，莫言把所有的一切都装在高密，而且莫言更会讲故事。”

“莫言争议”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谢尔说，“也有很多人对我们的选择很失望，可是在将来，也许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选择的价值。我可以举个例子，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中有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诗人奥登，但最后的选择是戏剧家贝克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格林和奥登一生都没得到诺贝尔奖。”

1978年，格林又与辛格PK，那时候的辛格几乎没人知道他，他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而我们给辛格颁奖之后，他的作品很快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都有读者，这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平台的例子。而对于格林，他已经很有名了。”“有人说，要过很多年后才能真正评价我们的选择，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在每个年代的选择都是很好的，把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比较，把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比较，这都是不公允的。有人说，我们只把文学奖颁给那些老人，可是我们也常常颁给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把一些作家介绍给全世界，比如莫言，当然我们也会错过一些很伟大的作家。也有很多作家，他们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创作了更多优秀作品，比如叶芝、托马斯·曼。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我对福克纳特别感兴趣，他是1949年拿到文学奖，可是在此之前，没人听说过他，甚至可以这么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发现了福克纳，然后介绍给了美国读者。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福克纳影响了那么多伟大作家，包括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以及莫言。”“在以前，在很多地方没人知道莫言，但现在不是了，他拥有了世界名声。”

争议不只是会在中国发生，在瑞典，很多人，很多媒体也都喜欢骂瑞典学院，对于媒体的炒作，马悦然总是开玩笑说：“我又请客了！”

关于瑞典学院

他们很用功也很好玩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瑞典学院的18名院士都是些老头，对这世界正在发生的新潮流并不清楚。但马悦然说，瑞典学院不只有老头，也有女性，也有年轻的院士，“瑞典学院有很多伟大的人，不是有些作家所说的，瑞典学院里是不了解世界的人。有些作家搞不清楚瑞典学院里的状况。”“瑞典学院不仅仅只有作家诗人，还有语言学家，不过我的老师高本汉没能进入瑞典学院，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院士中的女性成员洛塔很年轻，卡特琳娜是一个很新派的诗人，“卡特琳娜和丈夫租了一个地下车库办各种文化活动，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朗读会。”“克里斯蒂娜·隆很有趣，看到她总觉得她很累，说话都会睡着。她是诗人和戏剧家，她是很‘畅销’的瑞典诗人，她出版一本诗集可以卖四万八千册，可是她要养一个小剧团。这个剧团的原团长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克里斯蒂娜·隆继承了这个剧团，剧院只能坐50个人。所以克里斯蒂娜·隆每天都很着急，总是缺钱——因为要养这个剧团。克里斯蒂娜·隆总是很焦虑，总是失眠，有一天去看医生终于拿到了安眠药，可是在回家路上经过一座桥，她的包被抢了，‘我被抢了，被抢的是安眠药。’我们对她说，那再去找医生。她说，医生不会相信她的安眠药被抢了。她在那座桥上被抢了两次。她是很容易出故障的人。”

所以院士不仅很用功，很多人都很好玩。院士中有一个被马悦然称为“瑞典的莫言”，“他每天写6行字，不像莫言90天能写一部小说，不过这个家伙每个月就要大醉一次。有一次他坐我旁边，已经喝了一公升烈酒，但看不出大醉的样子。”

有个院士，她选上院士的时候，最烦恼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穿过长裙。她当了瑞典学院院士之后，就决定，她的书不给任何出版社出，都自己出，每次印300本，她认为“我的读者只有300人，不需要太多。所以每本书都有编号，第五本是给我的”。后来她的书成了收藏本。而对于马悦然本人，他的妻子陈文芬说，马悦然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人，“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君特·格拉斯也在，但他显得很焦虑，马悦然跑过去说，跟我来。马悦然知道那栋房子唯一的吸烟地方，格拉斯拿出烟，两个人很开心地抽起来。”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的谢尔，他坦率地说，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作为评委会一员，意味着你得花很多时间，因为每年有几百本书要读。但我的早上是属于我的，我在早上写作，因为时常前一晚的梦里会显示出你的潜意识，在梦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不是遵从理性思维”。

对于瑞典学院这些院士，这个知识群体，马悦然说，有一个传统支撑这个知识群体。

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马悦然在高密的时候，告诉莫言该怎么穿戴出席颁奖仪式，培尔将演说颁奖词，谢尔会邀请莫言去他的公寓。所有这些故事，他们也肯定都会告诉在“蓝房子”里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中风的托马斯会通过妻子莫妮卡用“是”或“不是”来回应老友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