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说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孩子，写灵魂的娇嫩，这娇嫩的灵魂就如蝉蜕的幼蝉，最易被伤害。这是后来与莫言的聊天中，我才意识到的。而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

《爆炸》

因为这篇小说，这一年夏天《人民文学》组织的青年创作研讨会就邀请了莫言，我们由此相识。80年代，按王蒙的形容，是一个人人都想拥挤到文学这条崎岖小路上的年代，那时的《人民文学》每期发行100多万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就可提干、涨工资、入中国作协。而1985年的《人民文学》是我特别怀念的，王蒙从1983年7月上任主编后，暗暗推进了一年半，在站稳阵脚之后，从1985年起才真正开始大力扶植崭新的小说类型。我至今还大致记得王蒙在发表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的稿签上签署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篇令灵魂出窍，能让《人民文学》脱下代表天安门广场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中山装的小说。

王蒙在当初已经敏感到整整一批意识上崭新的作家的出现，于是才迅速将全国各地这些已经“发出了杂沓并动人声音”的青年作家一起召集到北京，向他们敞开《人民文学》的大门。在我《人民文学》工作的十年中，激动人心的场景似乎只有这么一次。正是王蒙洞开了这扇大门，一大批创新而不被陈腐束缚，反过来要彻底清除陈腐的文学巨人才开始有了自由、放肆、目空一切地生长的土壤，文学才真正开始接踵摩肩地繁荣。那个创作班，留在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两个画面，一是在去八达岭旅游的汽车上，两个湖南人，何立伟与徐晓鹤关于创作风格辩论得脸红耳赤，彼此毫不留情。另一个是午饭后，几个女作者并排在会议室的墙上练倒立，笑声四起。其中肯定有浑不吝的刘索拉，还有原来海军创作组的丁小琦。莫言相对是最安静的，他远远冷漠地看着这些疯癫癫的现代女子，避开在热闹的一边，只是一支接一支独自地抽着烟。仔细些，能发觉他本来粗粗的手指几乎根根翘起，拿烟的姿势有些夸张的优雅。我能感觉到他对都市生活，对时髦女性，有一种哪怕是外在的厌恶，并由此有一种冷漠的排斥。

   真正认识莫言后，能意识到他表面的谦和后那种敏感的要维护的自尊。崔京生告诉我，莫言这个笔名，一开始就包含着浓重的苍凉感。莫言说，起这个笔名，是因为在随口说话中，他吃过太多的亏，“讲真话是很难的，是要吃苦头的”。这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直至后来的小说中，他的人物往往很难开口说话的原因。

在当时的军艺，莫言、崔京生和成都军区的施放合住的宿舍也许是最干净的。别的宿舍，往往都以帐幔分隔成一个个属于自己写作的空间，似乎卧进了自己的空间，就隔绝了他人的影响。独有他们房间，光线可以一览无余。崔京生与莫言，自称是那种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形影难离的哥儿们。崔京生告诉我，他之所以佩服莫言，不仅因为莫言读书最快最多、贪婪至极，更因为他令人惊异的领悟能力。那个年代，考量一个作家的实力，往往要看他钟情于哪一类作家。那时，在福克纳之前，莫言最喜欢的作家，是相对冷僻的德国的伦茨，伦茨的《灯船》、《面包与运动》、《德语课》及短篇小说《卖笑的人》，都对他1985年的创作腾飞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这其中，《德语课》其实是伦茨对自己曾被召为纳粹海军的经历的灵魂忏悔，它帮莫言找到了一种视角——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人性、兽性及其间的奴性，奴性与人性、兽性的微妙关系，还有比这再深的主题吗？这孩子，便是那个如蝉蜕幼蝉般娇嫩的灵魂。

但莫言洋洋洒洒的叙述方式，却并不来自伦茨，伦茨的叙述其实充满理性，莫言的叙述则完全是感性的。我以为，他的小说的结构元素其实往往是固定的：以一个孤独的娇嫩、脆弱的孩子的视角，去描述残酷；这孩子的视角本身是一种病态，以这病态故意去践踏实际对美的向往，这病态恰来自过度的自卑与自尊。因这自尊才遥望着美，才通过践踏而从心理上占有这美。在《透明红萝卜》中，黑娃与菊子，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只不过他用年龄差异，故意掩盖着这种实质的关系。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他的叙述本身就是人物塑造，决定了他要依靠叙述来完成一种镜像，决定了叙述的想象能力要远重要于结构与故事能力。

莫言因此绝不是那种在遣词造句上斤斤计较、精于在布局中流连忘返而自得其乐的作家。恰因为此，才一下子决定了他起步的高度。他的写作速度由此极快，我能想象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任由想象力恣肆在稿纸上一气呵成的样子。叙述能力其实是衡量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能力，叙述繁衍力不仅来自生活积累，来自对积累的想象力，更来自一种强大的心力。缺少强大的心力，是难以天马行空，把一段叙述洋洋洒洒到游刃有余的。他那时的最高速度是一天能写1万字，他借了一间教员宿舍，晚上在大家睡觉前夹着书本稿子出去，天亮再毫无倦意地回来，由此他是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大稿纸最多的消耗者。军艺当时的稿纸分配是有数的，他过多的消耗，只能从他的好朋友刘毅然那里去要。刘毅然当时是影像课的教师，他的作用，不仅是让战友们能多看些最棒的欧洲电影，而且他当时温馨的家是莫言这帮朋友们不时吃顿红烧肉、快乐地喝顿大酒的闹腾之地。

从1985到1986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他交给我的是特别干净的稿子，每一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其间几乎没有涂改。偶尔增加的句子，都会清楚地标示，一如他永远整洁的床铺。莫言写作，是不打草稿的，崔京生说，他在开笔前只在一张纸上列出顺序、交叉、拐弯抹角处，然后就开始动笔，基本一字不改。在停下思考时，除了抽烟，还会用一把已经磨得亮亮的小梳子梳理其实并不多的头发。他是极注重整洁的，但很朴素，永远是穿着衬衫的样子，天冷了就加件夹克。尽管有时也会挺直腰板，但我却总难有他穿着军服的印象，他真的不是一个军人坯子。

《爆炸》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构思：描写我回乡，带着妻子去做计划生育的过程，场景只从打麦场走过河道，再从河道走到卫生所。没有故事，用传统的结构要求，其叙述几乎全是“臃肿”累赘的旁枝末节繁衍。比如刺目的、到处都在反射着光线的阳光，金黄到尖锐的麦芒，天上还有飞机在不断地飞行训练。这些与小说有关系吗？它们不过共同构成着场景，而所有这些描写综合起来，又形成了一种冷酷的基调。结扎只是一个表面事件，这事件背后是支持着农事的辛劳而粗糙的妻，是年迈固执而可怜的父母。同样的故乡高密的环境，它走向了与《透明的红萝卜》相反的方向——它不再是荫庇之所，表面是一个生命被扼杀，背后则是一种活生生本与此维系着的人性的淹没。

“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这是这个小说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开头，它用文字叙述的慢动作，不仅动感清晰，且音响、味觉都扑面而来，它们共同组成着想象的恣肆的强大——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像是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这样的叙述强力，可以迅速将草屑滚成巨大光耀着的“球状闪电”，可以迅速将绝不调和的色调发酵蒸腾为一锅缤纷黏稠的酱粥，我称它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这种发酵能力之恐惧，在于它一定是越写越疯狂，就像盛夏疯长的绿色，一旦浓郁到密不透风，就会令人难以卒读。这其实是《透明的红萝卜》后，莫言小说致命的毛病，往往是前半部极佳，后半部就繁杂到令人难有耐心。这部小说所谓的“爆炸”，从父亲那一记辛酸的耳光开始，从打麦场到河滩，将父母、我与妻子，不同生存互为冲突无法调和的五味杂陈全都搅在一起，真是绝佳。但到了卫生院，从面对一个孩子的出生到人们围剿火狐狸的过程，反而因内在的交织不够而显得空洞枯燥。那个火狐狸、冲撞的红色摩托车，一个孩子的出生与另一个孩子的离去，本来是虚的却都变成了实的，后半部的冗长于是反过来掩盖了前半部的光芒。

当然，这都是后来再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