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偕同夫人陈文芬在上海首次参加中国作家的新书发布会。在他口中，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37岁开始写作，病中一直坚守的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很多人也把我和诺奖联系在一起，我很感谢他们的美好预言，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半点这方面的想法”。

山东商报：因为马悦然的缘故，很多人把您和诺奖，和莫言联系在一起做比较，您是什么态度？

曹乃谦：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的看法是，它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文学奖，而且是货真价实没有渗半点水分的文学奖。莫言这次获得了这个大奖，他为我们的祖国争了光，争得了荣誉。

很多人也把我和诺奖联系在一起，我很感谢他们的美好预言，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半点这方面的想法。请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从上小学到参加工作，再到退休，我从来没有把任何的荣誉奖跟自己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个性。熟悉我的人会相信我这说的是真话。当学生时我的想法是好好学习就行了，当警察时我觉得好好地工作就行了。至于能不能被评个“三好生”或是“优秀警察”，我从来不想这方面的事。“想过获诺贝尔文学奖吗”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我认为这真的不应该是作家个人来想的问题。

山东商报：在上海的发布会媒体云集，您习惯这样的场面吗？当时是什么心情？

曹乃谦：习惯。一是以前也见过这样的场合，再一个是，我是警察，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还有一个是，我是个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怯场的人。你问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当时我盼着记者们不要提问关于诺奖方面的事，别的事问什么都行，幸好他们没有提这方面的问题。

山东商报：马悦然说，“在我看来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一度被误读为，说您最有望获得诺奖。面对突如其来铺天盖地的新闻，您去看吗？想澄清吗？

曹乃谦：对于这样的新闻，我不去看，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网上有什么什么了，报上有什么什么了，可我从来不看。不上网查看，也不翻阅报纸。我平时上网主要有三个做的，一是打开信箱给朋友们写信或回信，再一个是看视频上的电视剧，还有时候是下载一些箫独奏曲呀或者是葫芦丝的独奏曲，根本不查看朋友们告诉给我的那些什么什么的事。我仍然恳请你相信，我这说的是真话。我对这方面的传言，连半点兴趣都没有，真的。我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我的时间。

你问我想澄清吗？没有没有。一是我原本也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去澄清什么。再一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我没有埋过银子，更也没偷过东西，所以我也没必要来澄清什么。

山东商报：马悦然是首次参加中国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他的出现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意味着什么？

曹乃谦：我非常感谢他们二位。他们不仅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还很辛苦地为读者签名，一套书六本，有些读者一下子买了好几套，还要求在每一本上面写着送给谁谁谁，还要写上“书中有黄金”“读书能求知”等等这样的话。但他们两人还是耐心地、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一本一本地给签着。我猜想，悦然在瑞典一年也写不了这么多的汉字。悦然和文芬出席我的新书发布会，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除了感激之外，我一定要好好地养病，养好病后，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母亲》。

关于写作

“当我哭到清醒时，才发现自己又哭了，才发现自己这是在写小说。”

山东商报：您被誉为“极微形式”的作家，作品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用不超过五百个字，就能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曹乃谦：作为一个作家，讲故事是他最该具备的能力。我认为，好作家的讲故事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善于口头讲，有的人善于书面讲。我口才不好，只能是在书面上写。

山东商报：马悦然除了《温家窑风景》外，他还喜欢您《佛的孤独》，这本书在您的作品中，是您认为最重要的一本吗？

曹乃谦：《佛的孤独》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三十七岁时，因为跟人打赌而写出来的。我写的是真人真事。悦然很喜欢这部小说，还把它翻译成了瑞典文。他的夫人陈文芬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序言里最后的一句话，总结得非常精妙：“少年曹乃谦，你以你的名字，许以爱情献给了人类匮散失落的高贵理想。一滴眼泪流进大海，善缘和尚遗落地面的珠珠，重新拾缀起来。”

山东商报：听说您写作时经常写到哭？

曹乃谦：是的，从我写处女作《佛的孤独》时起，我就养成了这个在写作时动不动就趴在桌上哭的毛病。当我哭到清醒时，才发现自己又哭了，才发现自己这是在写小说。当然，这是指写到伤心的时候，写到高兴了我也会笑。反正是我一写就进去了，我写《野酸枣》这篇小说时，那半个月我都不想理睬我的妻子，因为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小说中的那个女孩——野酸枣。我知道我这样做好像是有点不正常，有点神经病，但是没办法，我一写就是这样的。近几年写长篇小说《母亲》，一写就进去了，写到伤心的时候就哭，不哭的时候也悲伤，不想吃饭，睡不着觉。我有脑梗病，经常发作，其中有两次大发作而住进了医院，那就是因为跟写《母亲》而引起情绪激动、睡眠不好有关系。

关于生活

“我从来没有‘想出名’这种愿望，从主观上就连半点也没有。我要是说假话，我是个小猫小狗。”

山东商报：生活中，您一直讲方言？

曹乃谦：我的语音能力很差。有的人会说好几种外国语，有的人会学各个省市的话，有的人会说各个县里的口音。我却不能。我的孩子和妻子都说的是普通话，可我怎么都学不会。我一直说着带着家乡(应县)口音的大同话。所以我很不愿意记者通过电话访问我，在电话里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清楚，听不明白，有时候会听错，会误解。我还有个毛病是，因为脑血栓压迫了听觉神经，我的耳朵听力也不太好。人们正常的眼睛视力是一点五，如果也按这个标准来测试我的耳力的话，我最多是零点五。这次新书发布会上，好几个记者问我话，我都听不清。我只好声明，耳朵聋，让他们讲得响亮点。尽管他们觉得已经讲得很响亮了，可我还是听不清楚。

山东商报：您37岁才想起写，人家说出名要趁早，如果早点写作，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曹乃谦：我这个人很相信命运，我的看法是命运早已经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给我安排的就是在我36岁后半年时，要有人跟我打赌激励我写小说，而时隔半年后在37岁时真的就发表了。

如果我在26岁时开始写的话，估计我也不会写成功。第一篇小说不会被大同的编辑看好而发在《云冈》杂志上，那么我就打赌打输了，请朋友喝啤酒后，就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写小说的料，于是也就不会打赌写第二篇了，也就不会打赌写第三篇了，也就不会被汪老看好，不会被悦然看好。也就不会主动开始写第四篇第五篇而一直写下去，使我成了一个现在这样的作家。还有个情况是，我这个人虽然好打赌，但我打赌也是在心中有数的前提下，知道胜算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以上，我这才跟人打赌。在36岁时，尽管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小说，也没有想起过以后要当个作家，但我当时早已经大量地阅读了外国文学，天天都在跟世界级别的文学大师们对话，因此我认为我当时写篇小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才敢于跟那个朋友打赌。而如果是我在26岁时，即使那个朋友跟我打赌，也因为当时自知自己的文学功底浅薄，明白自己成功的机会不大，而不会跟他打这个赌的。

山东商报：我喜欢您的书名《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简单的几个质朴的词，感到浓浓的诗意和情感。

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个书名，是汪曾祺老先生给取的。当时我投稿时用的原题是《温家窑风景》。汪老看了我的小说后，从小说里的锅扣大爷常好唱的两句要饭调当中选出一句，建议我用来当小说的题名。锅扣大爷常好唱的这两句要饭调是：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记者张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