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丕振的“三鸦图”。这位极有才华、前途无量的新乡画家，却因战争中断了艺术生涯。

引子

京华美专的老师们各擅胜场，个个身手不凡：邱石冥笔法细致，设色艳丽，一笔蘸几样色，一下笔便丰富多彩；王惕画的牡丹、荷花、鱼、鸭极为动人，胸襟开阔，笔墨淋漓；于非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佳，学谁像谁，模仿古画足以乱真，工笔花卉翎毛更是功力不凡；李苦禅的大写意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自成风貌；齐白石的画用笔凝练，变化多端，墨色变化丰富，正所谓“一花一叶扫凡胎，墨海灵光五色开”，充满笔墨情趣。

这些老师中多有“画痴”，如李苦禅。李霞生印象中的李苦禅性情直率，醉心于国画，“蓬头垢面，衣服不整，大衫上红一片黑一片，这是他作画时手上沾了颜色便抹在身上，不知其情者会认为他是疯子。”

齐白石也足称“画痴”。他自言：“一天不画画心慌，五天不刻印手痒。”他每日作画，废笔成冢，痴迷其中，欲罢不能。他画虾蟹、虫鱼、瓜果、山水，无不积淀多年功力，有运斤成风之能。如他说：“余画小鸡二十年，十年能得形似，十年能得神似。”二十年凝思结想、不断实践，使他笔下的小鸡笔法高超，形神毕现，毛茸茸的极为可爱。

对于国画而言，国学修养极为重要。齐白石二十七岁才正式拜师学习，自知向学太晚，读书非常刻苦，“昼夜读书，刻不离手，如渴不离饮，饥不离食”，如同自述：“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明火读唐诗。”

老师们的勤奋以及对书画的沉醉，让李霞生们深深明白，“学作画必先学会吃苦，一切本领都是从苦学中练来的。”而一旦沉浸其中，他们便领略到其中的乐趣，苦而不觉其苦。专心向学三四年，李霞生、张丕振逐渐成长起来。

这个时期堪称国画的黄金时期，画坛吸引了诸多精英人物，星光灿烂，强手辈出。但到了1937年，随着日寇入侵的炮声，国画界风流云散，张丕振、李霞生颠沛流离，艺术生涯几近放弃，令人无限惋惜。

国画与西画的竞争与冲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十分活跃，“全盘西方”、“整理国故”、融合中西等各种文化思潮激烈论争，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在艺术领域，国画与西画之争也十分剧烈，除了理论层面的论争，现实生活中也时常“刺刀见红”。

李霞生读书期间，经历了一次国画与西画的冲突，这次冲突最终导致京华美专分裂。血气方刚的李霞生和张丕振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这次分裂的起因是一件小事。京华美专设有国画系和西画系，这两系的师生如同当时社会上的中医西医一般，思想对立，相互看不顺眼。一天，国画系墙上贴了个骂中国画的字条，内容不堪卒读。国画系的学生群情激愤，认为是西画系学生所为，李霞生和张丕振等人在学生中有威望，出面带领同学要求学校严查。校长王月芝是画西画的，他认为这绝对不是西画系的人写的，同意严查，表示查出后一定将其开除。

经过一番查对，证实那字条确实是西画系一个学生所写，并且那学生还是王月芝的亲戚。国画系师生要求学校遵守承诺，把那个学生立即开除。此时西画系师生也给王校长施压，反对开除那位学生，王校长也有一份私心，于是自食其言，不再提开除的事。

学校的态度，激怒了国画系学生，他们将校长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不让他出门。可是无论学生怎样喊叫，校长默不做声，甚至有学生向他脸上吐唾沫，他也忍了，无论如何就是不说开除的话。

国画系师生对校长没了办法，又不甘心咽下这口气，于是决定脱离京华美专，把国画系拉出去另立门户，成立了北平美术学院。该校校址在北平内城西南隅袁家花园太平湖畔，院长为沈尹默。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事件的结果有点匪夷所思，却也是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缩影，或许这种现实的冲突与理论的争鸣一样，对于激发艺术活力不无好处。在当时社会形态下，这次冲突并没有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新学校很快顺利开张，师生们更加亲密，画画也更有劲头。

对于李霞生来说，这次冲突也成了他习画的动力。在先后追随邱石冥、齐白石，刻苦学习数年后，他逐渐身手不凡。后来见过李霞生画画的人，都赞叹不已，他运笔如飞，不一会儿，宣纸上就烟霞杂下，疏密聚散，浓淡相宜，气韵生动，令人叫绝。看着风雅无比，却蕴着下苦功夫才能造就的深厚功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写意看着简练，其实“很不好画，说通俗点就是卖笔，就这几笔，搁不对就完了。东西越少越不好画，墨色不对不行，没有气势不行，‘病了’不好救治，掌握不住笔不敢妄动，一笔错了就画不成。有功力，还需有眼力，往哪画，往哪‘过’最好，要准确，要有把握。运笔慢了等于自杀，不流畅不行。”

1933年，李霞生与张丕振从北平美术学院毕业，为谋生计，决定自己办个美术学校。当时办学不需要资质，却需要一大笔钱，为了筹集资金，他们成立了一个京华美专毕业同学会，同学会中有个张牧野，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弟弟。经过一番接洽，张恨水同意出资办学，于是一所名为“北华美专”的学校很快应运而生。

与张恨水共办北华美专？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恨水是中国如日中天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在各大报刊连载，有无数粉丝，《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至今仍有大量读者。虽为小说家，但张恨水却极喜欢画画，他从小就迷恋此事，后来不但欣赏画，收藏画，自己的画作也很具水准。他曾与朋友闲谈，有人说他散文比小说好，也有人说他诗比散文还好，张恨水笑了：“都不好，我的画好。”据说他的画确实不错，山水、花卉都能画，洒脱中蕴涵着秀逸，是典型的文人画。

张恨水出资兴办了北华美专，并出任校长，这是画界公认的。但遗憾的是，关于北华美专，我们查找到的资料却相互矛盾，让人莫衷一是。

1990年，李霞生在《河南文史资料》第36辑撰文称：“(1934年)我们同张恨水接洽之后，他很同意办学，并愿在经济上完全负责。在张恨水鼎力支持之下，我们又同齐白石、李苦禅等老师商谈了将来的课程问题，便成立了北华美术专门学校，贴出广告招生，地址在东城东四牌楼大街十二条，张恨水任校长，张牧野是教务主任，张丕振是中国画系主任，我是中国画教师。”

而张恨水子侄撰写的文章，却说这所学校兴办于1931年，如《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说，“1931年，父亲在四叔和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又因他的声望，被推举为校长。”

李霞生是亲历者，张恨水的子侄也应掌握大量的资料，但两种说法相差甚大，时间所限，我们难以寻找更多史料，张恨水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办学经过写得简单，并且没写具体日期。此事只好悬疑。

不过，张丕振和李霞生毕业后曾在北华美专任教，却是确凿的事实。李霞生任教时间不足一年，因祖母病逝，他回家奔丧，被亲友劝说，留在本地任教，遗憾地远离了文化中心。张丕振则曾长期在该校任教，并与张恨水结下深厚的友谊。1937年，张丕振的《西河村人书画集》出版，张恨水曾为之作序云：

“自北华美专开办以来，愚除南北奔驰外，留平(即北平)则朝夕与张君相聚。于君作画时，辄负首屏息，侧立凝视，但见其伸纸于案，略加衬度，旋即运笔如飞，不稍停顿。初觉其丹青杂下，满纸烟雾；乃略事勾点，山水人物花卉，跃然纸上，非其平日功夫独到，养气深邃，曷可至此？”

张丕振的这个画集，品位很高，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该书的书名为齐白石题写，显示了他对这位弟子的器重。在书中的一幅“荷花图”上，有齐白石的题跋：“大叶粗枝，张生过我，恐有誉汝者亦誉我，有骂汝者必连及老翁也。丕振弟画，白石山翁题。”

后来，张丕振还与画家王森然创办华北大学艺术教育科，名声很大，“教授初学，一经指点，罔不洞悉本源，从之者弥众”。

这个时候，张丕振虽然还不到30岁，却已极受推重，如王森然所说：“丕振兄于绘事以外，又精求书法，兼工印刻，由此日进不已，其深造当何如耶？余无以测其所至矣！”

遗憾的是，这位希望之星的艺术生涯，却在1937年戛然而止。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张丕振返回故乡，不幸被日本人抓走，后来失去音讯。采访中，新乡文史工作者冯广滨、潘长顺都说他后来“下落不明”。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却有一次令人吃惊的巧遇。当时我去街头复印，复印店老板看我拿着李霞生的资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追问之下，他说他的姥爷是张丕振，当年与李霞生齐名。再询问张丕振的下落，他说张丕振被日本人抓走后，被国民党军队救了，那支部队的将领很欣赏张丕振，一直将他带在军中。解放战争时，那支部队在山东被歼灭，张丕振大约死在军中。

抗战爆发后，李霞生从任教的沁阳某中学辗转回到家乡，多年收藏的名家字画却丢失大半。后来他参加了堂兄李毅之组织的平汉抗日游击支队，他的家成为游击队的联络点。因为被汉奸怀疑，他先后被伪新乡县政府和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但他命大，都侥幸脱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