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于美丽的台湾花莲，他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仔；她沉静内敛不喜说话，他却热爱滔滔不绝；她的文字冷静克制，他的文风幽默刻薄。不过，她和他，都喜欢张爱玲。

温婉的张家瑜本名林美枝，文如其人，散文写得淡雅清丽，但大陆读者对她并不熟悉。人们感兴趣的或许是她的另一个身份，马家辉的太太。马家辉在大陆有着众多粉丝，但梁文道的评价是，张家瑜写得比马家辉好，尽管夫妻俩都分别表明态度：“风格不同，难以判断。”

近日，张家瑜带着她在大陆的第一本新书《我开始轻视语言》来到广州方所，她不太习惯在公众场合讲话，也没法不停地讲哪怕半小时，于是把丈夫马家辉拉来站台。两小时下来，大部分时间是马家辉在说，然而，简短的一问一答间，尽显两人几十年的默契。用马家辉的话说就是：“时间形成了轨道，我们按照轨道来运行。”

羊城晚报：为什么用《我开始轻视语言》做书名？

张家瑜：这个听上去有些自大的标题其实是书里一篇文章的标题，而这篇文章是批评香港的政治现象的。当时写作的背景是，每当有事情发生，政治人物就出来发表讲话，但说完之后，又要马上出来认错，然后假装没事发生，我很不认同这种态度。这个书名是出版社编辑取的，他们很喜欢这个标题。而我对语言的态度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自己太重视文字，所以常常认为，要对自己讲出去的话负责任。

马家辉：我和她相反。我从小就在“谎言”中长大，我的长辈，比如我舅舅吸毒，常常说谎，所以我对语言的态度是从来都没有重视过。其实我觉得这个书名很适合她，因为她整天不讲话，然后她也同意了。

羊城晚报：你之前在台湾某杂志做记者，现在是专职写作，写作是不是已经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马家辉博士也不停地写专栏，你们各自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张家瑜：在文学创作上我是比较晚熟的，最开始我很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看到，所以用各种笔名，直到被马家辉发现，发表，后来才慢慢沿用“张家瑜”这个名字写下来。我写东西很慢，或者说我很懒，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发呆、放空，出去喝个咖啡什么的。我很佩服马先生，对写作很有热情，但我不是这样的人。

马家辉：我们两个太不一样了。她不用工作，会用三五天才写一千字，精雕细琢，算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但我的生活状态不一样，我有工作，还有很多事情忙，所以做不到她那样。

羊城晚报：你们的文学品位相近吗？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怎么办？比如对李敖的看法。

马家辉：我很喜欢李敖，但她很讨厌。每个人都是个体，当然，对文学最基本的喜好我们是一致的，从卡尔维诺到东野圭吾，该看的，有意思的，我们都看。但其实，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每个人肯定不一样。罗兰·巴特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语言的反叛。其实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找到自身的独特性，独特的语言，个人的经验，文学永远在追求独特的东西。

张家瑜：对李敖，我并没有很讨厌啊。我们的阅读品位，算是互补吧，他看理论多些，人家是拿博士学位的，所以不要比。我是倾向文学类的，小说、诗歌等等。如果是文学艺术上的分歧，我们互相比较包容，能够容忍对方有不同的观点。但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小事，发生分歧的矛盾比较大。

羊城晚报：在你们的文章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对方的影子，尤其是生活类的散文，比如写旅行、看电影，都能从文中看到对方的存在。你们怎样评价对方的写作风格？

马家辉：我只讲感觉，不能讲评价，这么亲近的人根本不适合评价。最大的感觉是我们的确是两类人。比方我们看完同一个电影，吃完同一顿饭，我从一个角度看，而她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思考和表达是不同的。年轻时可能没那么明显，现在年纪越大越在意自己在意的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我也很希望能获得她的表扬。

张家瑜：他长时间坚持写作，因为他对写东西有热忱，所以有发表力。他很会琢磨他自己，怎样写出自己的风格。比如他写了十几年，有时会觉得，要换一个方式写，写些不一样的东西，一般人写了这么多年是不会这样的。他也谈过要写剧本，对创作很有热情，这个我没法跟他比。

他的文笔在整个华文圈子里比较少有，有一点点讥讽、幽默，没那么沉。我平常看他的东西，如果他不是写政论的话，一般他讲的东西我都不同意。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出发点和视野不一样。

有段时间他把我当成第一个读者，我即使不同意他的表达方式太刻薄，但我不会提什么建议，表达方式是他自己的风格，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像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千万不要给他任何意见，说你写得太尖酸刻薄或怎样，我自己也是写作者，我不喜欢给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