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让期望走向世界的国人狠狠地过了一把诺奖瘾。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算是“走向世界”走到顶了！多少年来，中国人都向往着“走向世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干脆把“走向世界”当成目的。创作艺术的全部目的就是如何能“与国际接轨”，能“走向世界”。为了走向世界和去接轨，就得了解“世界”和“国际”的需要。那么，哪里才是“世界”和“国际”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世界”肯定不是亚非拉，仅仅指西方。那么，满足西方对中国的要求，到西方去展览去获奖，就成了中国不少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由于“走向世界”与崇尚“国际”不是个别人的个人喜好，而是国家性的总体倾向，所以个人也好，体制也好，倾向都是一致的。获奖，外国的好；参展，西方的硬；举办会议，“国际”的强。大学里科研计分，“国际”也比国内的多……这一来，为了“走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策略与战略策划当然就极端重要了。在笔者多年来参加的各种美术活动中，经常听到美术“策略”的探讨，有时甚至是专门进行美术“策略”的学术性探讨，最近的文化大国讨论中，“策略”更成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学术命题。当然，推而广之，“策略”还不仅针对“走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要参加国内的展览，要获取评委的投票，要卖画，要取悦评论家和策展人，都要考虑“策略”。可见，艺术家个人是如此，政府行为中也经常是如此。久而久之，“策略”与艺术已成天然的伴生物。例如“当代艺术”的策略就是弄“中国符号”去西方兜售，而且这“符号”还必须是西方人心中的中国，用某“当代艺术家”的话说，这是利用“符号的易于识别性”。那么，西方人心中的“中国”是什么呢？是小脚女人，是系辫子的清末男人，是傻呆的“东亚病夫”，是红色政治象征的毛泽东、天安门、中山装、解放军、红领巾、雷锋，是乌烟瘴气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中愚味、粗野的红卫兵……改革开放几十年，GDP已成世界第二的当代的中国，怎么其“当代艺术”还全是此种内容？你只要看看最近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大家争先恐后比着对中国狠，美国对中国的评价总倾向总印象就不言而喻了。你既然要投其所好，当然就不能去炫耀中国的成就和中国的伟大，只能去迎合西方阴暗的政治需要。有人把中国艺术家这种迎合西方的倾向比作替西方绘制西方人心中的中国插图。所以这次莫言获奖，有人就当然地推测，莫言肯定有精彩的获奖策略。

的确，有人问获奖之后的莫言：“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莫言回答道：“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莫言是凭他坚守自己，是凭他的“土”（莫言语）把“走向世界”走到顶的。其实，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表达自我的体验。体验得愈真实愈深刻，传达得愈典型愈生动，就是好的艺术。历史上优秀的艺术莫不如此。如果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前还要去揣摸投机读者的需要，如果国破家亡，“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八大山人还要在作画前去“策略”一番，我们还有《红楼梦》？还有八大的画？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还有黄公望、倪瓒、徐渭、石涛吗？

庄子在《庄子?渔父》篇中曾经说过，“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说的是人应该珍视真实自然的自己，不能以世俗的看法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坚持自我。常人尚且应该如此，艺术的个人更当如此，艺术的国家也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