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行书七律诗轴，山东省博物馆藏

□李佳

清初，为了稳定政局、拉拢文人，同时也由于传统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深厚积淀和巨大吸引力，清统治者对汉文化，尤其是书画、诗词等艺术表现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这一时期，被尊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其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艺术风尚自然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由于受其师沈荃的影响，康熙帝对董其昌的书法几乎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创作实践，其存世书迹中多有临董之作。所以，在当时能写得一手“香光体”往往也会受到皇帝的宠信和青睐，于仕途大有裨益。故终其一朝，学董之风已成为当时一个显著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高士奇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对此一时期的艺术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士奇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国子监，因书法秀丽整饬、有“二王”风范而受到皇帝的喜爱，入值南书房。其书宗“二王”一脉，于虞世南、赵孟頫亦有所涉猎。其性情乖巧机敏，凡事皆能迎合圣意，遂又转学董书，且下了一番巨力。他擅行、楷二体，书风面貌较为接近董书，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这幅行书七律诗作品即能代表其书风。此作为绫本，纵188厘米，横47.5厘米。笔法珠圆玉润、一丝不苟，且笔笔到位，表现出娴熟的控笔能力；结体匀称平稳，中宫松弛，重心稍向右下，上收下放，于章法排布上字形变化不大，字字独立，尤显规整疏朗。其题款处的留白也较为适当，使作品流露出从容温和之气。通篇看来，此作有明显的董书意态，然沉稳有余，洒脱飘逸不足，少神来之笔。究其根源，乃是时代风气、个人禀赋、性格和身份等多种因素极大地制约了他在书法领域中所能取得的成就。

首先，高士奇虽为皇帝近臣，然其以擅书入朝，其性质仅相当于御书房秘书而已，既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也不曾主政一方，且伴君如伴虎，诸事皆需小心谨慎，还要时刻揣摩圣意，其胸襟与艺术视角也自然受限，与傅山、八大山人乃至“扬州八怪”野逸、奇崛的书法风貌相比，在艺术格调及气象上有着明显的差距，其作品往往给人以循规蹈矩、庸碌乏味之感。

    其次，他书作中透出的冷静与过分的理性，同他鉴藏家的身份又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书画鉴藏家，除了解书画史常识和作伪的多种手段之外，还要有缜密的心思以及冷静的心态，时刻以“依据”为第一要素。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往往能做到精准到位，却缺少随性挥洒的韵致和直抒胸臆的胆识。历代鉴藏家如米友仁、张晏、项元汴等，虽亦擅书，然终非一流大家。

   再次，康熙朝精于董书者不胜枚举，沈荃、查士标、查昇、笪重光、姜宸英生前皆享大名。但由于取法的趋同和单一，书家的个性很难得以施展，且师生之间的口传心授也使学书者常不自觉地将老师的作品作为学习范本，从而对董氏书作中原有的种种妙处少有揣摩，同时代书家之间又相互影响，陈陈相因，各家面貌也就渐如一家了。高士奇于此董派书家群中资质平平，虽功力不浅，但囿于时风及“圣意”，此种弊端在他身上也就难以避免了。

此外，高氏所著《江村书画目》中列载其购藏书画的具体银两数目、真赝品级及去向，其中进呈圣上之物多为赝作，而自诩擅书精鉴的康熙帝却浑然不知，由此也可见其高超的“戏君”手段和贪婪圆滑的秉性。知其性而后观其书，于精熟圆润之外却也稍乏骨力，且有精心刻意之态，难见天然妙趣与率真之性情。

高士奇(1645-1703)，字澹人，号江村、瓶庐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任翰林院侍讲，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封礼部侍郎，以母老为由未赴任。深得康熙帝的宠信与眷顾，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涉嫌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致仕回籍，三十三年官复原职。擅书画，精鉴赏，著有《江村销夏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