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人物画自南宋梁楷以来，虽江山代有才人，但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像山水、花鸟画那样不断推陈出新，达到了艺术的巅峰。这一是由于当时的世风推崇，山水、花鸟更适合文人们借以表达内心的诉求；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市场对写意人物画没有很大的需求，造成写意人物画的式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提倡主题性创作，人物画重新得到重视，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将西方的素描引入人物画的写生和创作，使人物画造型得到了改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素描与笔墨语言的结合，写意人物画重新焕发出新的气象。

王涛，1943年生人。他的水墨人物画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苏联现实主义情节性绘画影响，艺术语言中融入素描造型，主要是大场面的主题性创作。《最后一碗炒面——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和《迎春曲》是这一期的代表作。前一幅作品的画面中心有四个人物，半蹲着的周恩来手拿一碗炒面递给躺在地上的一位战士，前面一位战士身背斗笠背对观众，后面一位站着的战士牵着战马，低头注视着总理和倒地的战士相互依偎，场面感人。背景千军万马隐约在灰色的淡墨中。虽然这幅绘画的情节性和叙事成分较重，但是从表现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和趣味，表达了人们对总理的崇敬和对英雄战士的歌颂，表现出作者具有借助概括和夸张的手段进行艺术想象和构思的能力。从画面的技巧来看，王涛有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底，将严谨的西方素描体量块面、明暗结构、速写的灵动与写意的笔墨相结合，画面主要人物周总理和战士们的面部结构分明，造型准确，从手指的关节到光着的脚丫，细节的刻画都准确生动，在线造型的基础上，运用了有节制的水墨晕染，笔简意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画界和群众中赢得了声誉。

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开放改革的深入，人们有了新的审美需求，艺术创作开始面向生活、回归真实和关注人性。艺术家们抛弃了狭隘的政治工具论，走向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与遵循。

这时，王涛的视野大大开阔，艺术思考也更为深入。他的写意人物画开始了新的转型。在对中国民族传统和西方艺术的研究中，他认识到两种不同体系的艺术有异也有同，原理是相通的；在技巧层面上，两者追求的形式美彼此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于是，他结合已有的中国画经验，将自己对人、对社会的感悟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强调画面上的主观情感表现和抒情意味。八十年代的《杜鹃啼血》、《傣家绣花女》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涛没有丢弃自己原本扎实的造型能力，人物的造型结构和比例仍然非常准确，不过作品语言的内涵有了明显的加强，画面中显示出作者一种可贵的协调与控制能力。例如被用作电影海报的《杜鹃啼血》，画面中少女的面部表情凝重，双眉紧蹙，忧郁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焦虑、哀伤，少女左手攥拳，结构、动态、力度都恰到好处，低下的脸紧紧靠在左拳上，仿佛能给自己些微支撑的力量。少女在情感纠结中用右手手指紧张地扣在大腿上的细节，被他寥寥几笔轻松地勾画出来。左手的紧，右手的松，张弛有度，少女的白底小花的衬衣的线条时断时续，大块的淡墨晕染开来，流淌到身上，使人物不再孤立在一张白纸上，形成一个充满了忧伤气息的空间。为了营造画面的气氛，笔墨与造型融为一体，王涛已沉浸在笔墨线条的抒情性中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可以用“注重抒情”来加以表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涛开始了新的探索。《竹林七贤》、《庄周梦蝶》等历史人物画，体现了他对中国画传统美学回归的一种思考。在这类作品中，勾线、没骨、皴擦、泼墨等技法驾轻就熟，似信手捏来，笔墨的形式美和造型的抽象美结合，笔墨酣畅淋漓，意到笔到，笔到神到。他早期作品中注重的块面、结构荡然无存，绘画至此才变成了王涛抒发胸中逸气和文人情怀的载体。在《庄周梦蝶》中，微醺的庄周醉卧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肩微耸，抄袖而卧，脸色潮红，双眼紧闭。王涛用率性的笔墨描绘出人物动感十足的美髯双眉，飞舞中抑扬顿挫的线条勾画出红色的头巾和悬挂的腰带，整个画面从狂草笔法的人物，到背景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卧石边的流水，无处不散发出浓浓的醉意。

王涛这类写意历史人物画即注重笔墨形式，也注重内在的人文情怀和意象趣味的表达，可以明显看到文人画传统对他的影响。他刻画了很多古代名人、风流雅士，李白、苏轼、竹林七贤等等。他们或抚琴、或烂醉，或冥想、或怡然，各自具有不同的体态和情绪。这个时期，王涛画面中的所有的造型都融化在他富有肆意的笔墨语言中。在《竹林七贤》中，你不用去找出这是谁那是谁，他似乎不介意具体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现，而是在庞大的画面中，在人物和周围的山石树木组合中，表现一个主体——他心中的“桃花源”。

从幼年开始习画的王涛，始终以严肃的态度在探索中国画的表达方式。他一路走来，从对写实技法、技巧的迷恋到以书法线为基础的写意水墨创造，体现了他追求澄怀观道的精神。我想，包括人物画在内的现代中国画，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充分展示它的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