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大逆流的一年，主要兴起于“85”时期的中国现代派代表艺术家们，纷纷从反体制转向体制，从反传统回归传统，从反权威变为权威，这股民族主义的汇流势力，构成了一种为了迎合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会主义艺术动向。如吕澎为成都双年展策划的“溪山清远――中国新艺术”展览便是典型案例，诚然，这个展览相比名目繁多、遍布全国的传统书画展，实在微不足道。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一样，始终无法摆脱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惯性，每个时代、每个王朝、每个人物，都不可避免陷入一种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轮回规律，缺乏不断进步的持续力量。近几十年，经济的片面高速发展，加剧了人们面对现代化的不适感，滋生了激烈的乡愁情结和怀旧情绪，特别是对同时经历过资本主义万恶与金钱万能至上两种截然对立价值观念一代人，这种不适感尤其强烈。因此，传统书画作为这代人的怀旧慰藉，不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也制造了艺术市场的火爆卖点，所以有那么多当代派画家迎合这股怀旧文化引发的经济热潮。

中国现代派先锋艺术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今天，这场美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纷纷进入暮年。年轻时的理想与激情、大胆与前卫，使他们中一些人功成名就，成为天价明星画家。时至今日，金钱和荣耀也无法掩盖这一代人激情与才华的双重枯竭，他们如日中天的权威态势背后，当代艺术呆滞不前与后继无人的尴尬现状令人触目惊心。当代艺术圈的几位重要策展人和批评家，在近年致力于当代艺术的传统回顾，进入2011年，他们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逆流旋风，如吕澎策划了“溪山清远”系列展览，召集了一大批明星画家创作“中国气质”的传统绘画。这种策划行为，当然无法排除来自市场的金钱诱惑，因为2011年是中国书画艺术市场达到疯狂的历史巅峰，几乎在一夜间，中国字画登上了世界天价艺术品之最。全球艺术市场信息公司Artprice称，中国已故艺术家张大千的作品是2011年世界艺术拍卖市场上最卖座的，超过毕加索和安迪·沃霍，全球排名第一。此外，排名前十的艺术家中有6位来自中国，中国艺术品的拍卖额占总交易额的40%。2011世界拍卖中前百位艺术品，百分之四十六是中国艺术书画作品，而且全在中国本土拍卖。这一切，对于已功成名就的当代艺术界来说，不免垂涎欲滴，尤其对那些主导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业界人士，更为如此，他们想从中国艺术品豪赌的狂潮中分得一杯羹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这便是2011年当代艺术出现强大的逆转气流的因素之一。

中国当前的文化艺术弥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它旗帜鲜明地弘扬传统文化、凸显民族身份、强调本土精神，成为当前官方倡导的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先锋派前卫艺术在中国曾以反叛性的文化姿态出现，它追求思想自由、艺术创新、批判精神、自我个性，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多元文化立场，从而使得当代艺术与既定的传统主流艺术之间的较量竞争关系，拓宽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空间。然而，当代艺术在中国始终是种不受待见的“后娘艺术”，它的原创性、外来性势必使其自身丧失了中华血脉和中国身份。当代艺术的明星画家，他们的艺术作品曾在国外获得不菲身价，但在国内既无良好市场也无合法地位，他们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也跟那些体制内名家难以相提并论，于是出现了当代派艺术家走向招安红地毯，并向官方艺术研究院靠拢的一幕幕怪象。投靠体制的另一种因素是自觉性“恐惧”，因为这些反体制起家的明星画家不再是圆明园时代的“一穷二白”，而中国的富人以及中产者都是不同程度的经济罪犯，因为他们少有按照国家法令缴纳税收，这一点，艺术名家的情况尤为突出。因此，中国艺术家一旦致富，他们对权力的恐惧和忌讳就不言而喻，自然不敢挑战权力和反对体制。艾未未“逃税”案便是典型的例子。

这一切，意味着一些功成名就的天价画家，他们将丧失原有的批判精神和边缘立场，转而迎合当前传统、怀旧、商业的艺术趣味。

观念·理论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现代派艺术作为精神旗帜，对文革美术进行了反叛式清算，并通过批判体制权力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自由的艺术流派。“89”之后，先锋艺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起遭到官方打压，催生了一个边缘化的艺术群体，这些画家以非正面的对抗姿态，通过晦涩与嘲讽、扭曲与丑态的绘画语言为表达方式，受到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支持和关注，形成了当代艺术在国内遭打压、国外受追捧的奇特局面。对此，体制内保守文化势力批评这些绘画艺术是为讨好西方主子不惜丑化中华民族的“丑态图像”，如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在《艺术与阴谋》一书中，批评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逆子”，把徐冰、蔡国强、谷文达等人说成是美国情报部门推行文化霸权的“海外兵团”；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当代艺术炒作的后殖民话语》这篇文章里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西方文明霸权的后殖民产物，“是一种由假笑到恶炒的艺术话语操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11年，吕澎策划的“溪山清远”展览与王岳川的文章《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简直是不谋而合的“双响炮”，“文化逆子”一夜间变成了忠君爱国的“文化赤子”，把中国气质的“溪山清远”输入西方世界。

当前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主要批评家、理论家普遍采取了逆转态度，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再中国化”的回归路线，如刘骁纯的“墨思默想”、鲁虹的“再中国化”、吕澎的“传统才刚开始”、朱其的“传统即当代”、王林的“中国经验”、朱青生的“本土精神”等等，这些概念和理论充斥着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在政治与道德上更是一种乡愿，完全违背了前卫艺术的批判立场、颠覆精神。中国当代艺术出现的这种逆流现象，是书画艺术市场的巨大诱惑、艺术家生理衰变、怀旧情结的社会思潮等种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外，“85”一代的绝对强悍，在当代艺术界形成一种统治性态势，抑制了当代艺术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他们占尽了社会资源、话语权力、商业市场的优势，致使年轻一代艺术家，无论在艺术语言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难以逾越老一代的影响。不难预见，当代艺术界的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无一例外地选择回归民族传统的艺术路线，这对于本来就呆滞而保守的文化生态是一种雪上加霜的“飓风逆流”。

“再中国化”倡导的复古艺术运动，显然离不开当前中国的政治语境：一个在三十年里只片面搞经济建设而不愿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执政党，唯有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因此，“民族传统”和“中国特色”成了抵制现代民主制度、普世价值的合法借口。早在上个世纪末，北大遗老季羡林便提出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和“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说法，随后这一言论被北大王岳川教授一步步充实，形成“再中国化”的理论浪潮，将“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身份”充当文化输出的真枪实弹，即把本土的传统艺术贴上民族文化的身份标签。其实，这种理论和做法不过是一种借尸还魂的历史虚幻，除了独裁政体需要以此作为愚民工具，还有是为了满足历史屈辱和民族自卑感催生出的沙文主义文化心态的需要。在传统意识形态丧失政治号召力的历史当口，民族主义成了最后的文化愚民手段，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生态能源为代价带来的经济成效，制造“民族崛起”与“文化大国”的集体亢奋。风靡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政治魔法，竟然在今日中国再次大行其道，它预示着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可能就在不远处。

展览·作品

以吕澎策划的“溪山清远――中国新艺术”展览为例，它是一个刻意强调“中国气质”、“传统趣味”、“民族身份”的主题展览，让一些现代派画家临摹中国的传统绘画，即所谓的“油彩中国画”或“中国化油画”。吕澎用“超然”、“澹泊”、“高逸”、“凄美”等概念说明了展览的审美趣味。在当今世界，妄图用一种风格化的艺术气质来解决当代艺术的复杂问题，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凡有时代张力的文化艺术，它必然超越一切既定历史经验，并释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热情，而不会是重返历史传统。此外，任何优秀的历史经典，在它产生的时代便释放了精神能量，而“溪山清远”不过是历代中国文人苟且偷生的精神庇护所，假使仍旧拿它来充当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信仰，，那只能再次证明中国是个没有希望前途的失败社会。

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城市化、消费化的物质时代，作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必须抱持更加理性实际的生活态度，积极应对各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他们的小我价值必须通过大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得以体现，而不是烧香拜佛、归隐山林之类玄之又玄的活动。换言之，处于历史的轴轮上，任何个体都没有退路可选，只有积极应对前方的坎坷和阻力才是唯一出路。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也不应该转向一个既定风格气质的历史经验中，更何况那种“虚无缥缈”和“逍遥无为”的艺术气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扭曲的历史产物，缺乏浩然刚健的生命张力，这种病态审美气质直接引发了中国后期文明的衰变。如果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和文化无奈，当作一种膜拜的艺术精神，这无疑是历史误会和心智错乱。 

“溪山清远”的美学气质是古代士族衰败后的处世态度和出世理想，以自然山野为精神依托，通过归隐山林逃离现实利害和杀身之祸。即便作为一种艺术精神理念，“溪山清远”也不足以支撑社会个体去应对复杂而矛盾的现代社会生活，尽管现实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生活矛盾和危机困境，但不是简单地回到老庄精神和魏晋传统便可一劳永逸。重温传统和缅怀历史不等于人类可以回到流逝的过去时代，时间之轴迫使每个人的生活始终要面对现实和未来，过去可以作为历史前进的经验基础，但它不足以代替解决新问题和新矛盾所需要的创造力。如果临摹传统山水画成了艺术创作，效仿古代隐士气质成了现时风尚，那便足见这个社会文化的堕落腐朽。

历史证明，“85”一代人缺乏充裕的自觉力量，他们仅是时代潮流下的被动产物，他们的艺术立场和生活态度在当下均暴露无遗。昔日以反叛体制、批判精神、边缘立场自居的前卫派艺术家以及理论家，今日摇身一变，成了鼓吹“重返传统”、“再中国化”、“民族身份”、“东方气质”的文化战士，并通过他们建立的话语权力、展示平台、商业资源和社会网络，早已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的既得利益势力。可以被理解的是，这些人虽然不再是一穷二白的艺术盲流无产阶级，而是功成名就和家大业大，却依然摆脱不了权力恐惧的心理定势，这至少说明了崇尚古人的超然高逸和澹泊名利是虚张声势和于事无补的虚伪。与之相应，当代艺术界掀起的复古浪潮，无非是企图从红火的艺术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因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本来就是传统书画主导的礼品艺术，根本不是吕澎说的“传统才刚刚开始”。此外，“85”一代人面临着理想破灭和激情萎缩的精神困境，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一步步老化枯竭，加入传统艺术的现成摊子不失为一条现实退路。一个人不论年轻时有多么大胆前卫，面对夕阳晚景往往会不自觉地产生浓浓怀旧情意，好像宇宙陷入更年期的萎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