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理性和现代技术催生了抽象绘画，现代主义形式逻辑产生了康定斯基与马列维奇，前者延伸出抽象表现主义，后者则形成了几何抽象。当这两种典型的抽象形式传到中国，自然对我们惯性的陈旧思维引起了强烈的冲击。自开放至今，人们还在争议抽象艺术的存在意义，但是从专业学术层面还是有不少人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说来也很有意思，中国抽象艺术家面对马列维奇和蒙德里安时是没法呼应，束手无策的，而面对康定斯基、德库宁、波洛克时，却由然产生呼应及共振，有相识感，并能找到顺应的切入口而实践之。批评家王小箭对这一现象有很到位的解释，他从文化学的角度谈到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确实，中国文人画传统从唐宋之后就隔离了写实功能性的危险，主张“写胸中之逸气”，从而获得了精神自由，因“六法”自成传统绘画体系，不同于西方绘画理念而呈现“自为”姿态。因此，尽管中国自五四以来，西风东进，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国现代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走得最近的时期，我们依然从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中获知，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西方的附体或甘被殖民，饱吞国学的内质和心态都带有很强的自主性，使他们与西方文化相对时，无需割断传统或鄙视传统地去选择由西方带来的现代方向，只不过借西方之法改造中国而已。今天这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向前辈学习的。

承接先人意愿，尽管我们借用抽象艺术形式，但在中国文脉基础上拓展新的可能性是有一定文化建设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刘丽伟的艺术探索，在读研至今努力下初步形成独到的艺术思维和风格，即把对自然的认识上升到形而上的自然形与人为形的融合、交错，顺应其势改造变形同在其中，即保持了他个人自幼对印痕字迹的爱好，又能把世事处境的内心变化、联想，顺势吻合在无穷而多变的形色之中。他取名为“地缘”——视觉的地理情缘，他说：“纳西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就是‘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兄弟关系是纳西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纳西先民把环境伦理转换成一种特殊的人际伦理，这种传统自然观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不管从现代的角度看还是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从后果上看，更具有生存智慧。)这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天人合一’及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融合了。以兄弟关系的亲缘方式处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来说是追求和谐与和睦相处。这种方式也是贯穿于我整个创作的过程中，面对自然形顺势而为，形成各种变异，寻找到能与我的心灵感动的结构方式，在顺应而提升，改造而加强中呈现这种心灵的感动与观者共享。”

这次展览呈现的一部分作品是他踏踏实实积累探索的结果，展览既是呈现更是一个学术驿站。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理性观并非完美;现代科技穷尽自然资源的危害已很显然，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存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类研究中纳西族的自我生存方式已被学者关注。同样的，作为纳西族的后代，刘丽伟的艺术探索将在文化学的层面上展开，东巴文化的基因，质朴纯真和先民的智慧将成就刘丽伟的未来。

周长江

201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