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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专访:由北平艺专展览想到我们要尊重前人(图)

2013-01-10 11:00 文章来源:cafa.com.cn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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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

2012年11月27日-2013年4月25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在此次展览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先让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艺讯网为此特地对杨先生进行了专访,与历史的亲历者进行交谈,了解北平艺专时期旧事及其之后的发展情况。

杨先让先生于1948年进入北平艺专美术系学习,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1993年退休后与油画家妻子张平良赴美国居住,从事讲学、写作、举办展览等艺术交流活动。2009年回国,现居北京。他不仅是一位版画家,同时是一位民间美术研究者及作者,曾出版《黄河十四走民艺考》、《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等重要著作,目前他准备再版《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一书。

在此次访谈中,杨先生不仅谈到了曾在北平艺专学习的经历,更是由该展览及其它展览引发了他的观感和回忆,进而思考写实油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艰辛之路。

 

“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1948年的时候我考进北平国立艺专的美术系,那时是两个系,美术系和音乐系。那个时候真是黄金时代,徐悲鸿是校长,他带了一批人,共同课的老师,我首先接触的是图案课的孙昌煌老师,戴泽的太太陈碧茵(那时候戴泽还是助教),一年级的素描教员有好几个,董希文、艾中信、孙宗慰,孙宗慰是带我的老师,这次展览有他的作品,很多以前我都没见过。那时候做学生,有时候到他家去,他还没结婚,就那么一间房,当时画册很少,实物也少,顶多是屋子里挂几张,开展览会的时候他拿出一两张来,所以我们对他的东西了解也并不多。二年级冯法祀教我们,开始接触色彩了,油画是留学比利时的李瑞年教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是彦涵教我们创作,带我们下乡,冯法祀也还是教我们,带我们班下乡。徐悲鸿院长经常来看一看,艺专的时候每年年终都要给学生成绩评奖,那时候我也得了奖,徐悲鸿给了30万块钱法币,我买了个日记本、一包花生米。那时都对学生有鼓励,挺好的。解放以后慢慢开始改成中央美术学院,江丰他们都来了,徐悲鸿身体也不行了,他自己也下乡,去山东的水利工地,当时他感动得很,要画新愚公移山,那个时候我们接触他比较多,解放以后他的精神面貌也特别好,国家也重视,但是他的身体不行了,53年就去世了。所以我们跟徐院长的接触恐怕就是这五年。他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好,他是那么样的善良、认真、负责、有权威,但是未老先衰,穿着大褂,弯着腰,他的胃一直不好。解放以后,他穿着西服出国了,我们感觉我们的校长精神了、年轻了。学校当时的气氛就是人才济济,因为美术界和其他领域不一样,其他的界比如音乐界,它的精英都分散了,比如中央乐团、歌剧院。美术都在中央美术学院,它没分散,成立地方画院都是后来的事。特别是当时解放区来了一些精华,比如王式廓、王朝闻、胡一川,还有罗工柳、张仃,整个感觉是艺术上的高峰,所以我常说我们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中国油画的历史值得大书特书,李铁夫是第一人”

最近看了我们学校的北平艺专这个展览,还看了中国美术馆的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的展览,我们学校才九十几年,他们是一百年,他们打头歌颂的是刘海粟。1912年南京艺术学院成立的时候其实刘海粟才十六岁,而展厅内最大的两个大的雕塑是刘海粟和蔡元培,我就感觉很不正常,也由此对中国西洋绘画的发展有一些想法。

这一次我们学校的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展览)特别好,我特别高兴,因为都是学校的馆藏,我没想到,过去学校的馆藏都堆在那没人整理,这次有人整理了,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伙儿看。这一次展览虽然东西不多,但我感觉很新鲜,特别是早年的这一部分,后面的部分有的见过,有的也没见过,像齐人(齐振杞)那部分。所以我感到特别好,能启发人的思想,起码对我个人有很大启发。中国引进西洋绘画,怎么算呢,郎世宁先不算,就算中国人学外国绘画最早是李铁夫,这么算起来才一百三十年左右,时间并不长,但走的路弯弯曲曲。

 

徐悲鸿是1919年到法国,正好是五四运动,徐悲鸿发表了支持运动的言论。1919年算起,从这以前,留学的也就是三十个人左右,油画以李铁夫为主十几个人,到徐悲鸿为止,后来的不说。那么国画方面有二十几个人,主要到日本。学西画留学最早是李铁夫,其次是周湘,都是南方人,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苏人,但很多人将他们遗忘了,太超前,当时国内老百姓根本不懂。其实李铁夫出国比徐悲鸿早32年,周湘比徐悲鸿早21年,李毅士比徐悲鸿早11年,吴法鼎回国,徐悲鸿才出国,这么些人肯定是画得很好的,最好的是李铁夫。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些人的画呢,我们看李铁夫的作品最多是一个头像,还有画册,他好多画都在广东,都堆在那个地方,没准儿可能都烂在那个地方,每次去广东我都想看一看但看不着。他虽然与中央美术学院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在中国学西洋绘画的历史中是成绩很大的,真是要大书特书。我写过一篇文章,1936年抗日战争时,有人引荐,徐悲鸿到香港去看他,那时候李铁夫大概六七十岁,徐悲鸿很惊讶,他说这种画只能在西方看到,国内是没有的。李铁夫的画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后来在美国萨金特都佩服他,美国展览的时候得金奖的是李铁夫。他办展览挣的钱,全部捐给孙中山,所以他和孙中山、黄兴、同盟会都有关,同盟会纽约的分支就是李铁夫在当负责人,而且他和孙中山一起设计起义的旗帜。孙中山当时看到李铁夫的成绩,说他是中国的与欧美画家并驾齐驱的巨子,真是可歌可泣。后来国内的革命成功了,李铁夫回来想办学校,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孙中山早就去世了,他写信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说想办一个美术学院。孙科回一封信,说他精神可嘉,但对不起没钱,他寒心透了,再一看国内的官场等等,干了半天革命最后都是这样,便隐居到香港。36年徐悲鸿去看他,感觉惊叹,然后徐悲鸿在那办画展,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千块钱港币,交给了一个朋友,转交给李铁夫,还嘱咐说别告诉李铁夫是他送的,说是为国家惜才人人有责,后来徐悲鸿请李铁夫到桂林看山水。1952年83岁的时候李铁夫病逝,他太超前了,连画画的人都不知道李铁夫何许人。他18岁的时候出国,先到加拿大去学,又到英国,然后到美国去学,最后在那办展览,很红火,国内也不了解。

“周湘的问题要得到重视”

第二个出国学西洋画的是周湘,可以说中国绘画原来都是师承关系,是从周湘开始在上海办了四个学校,美术教育从师承关系转到美术学校。周湘比徐悲鸿早21年出国,徐悲鸿到上海学画,认识了周湘,刘海粟是跟周湘学画的。周湘到北京来的时候,认识的是翁同龢,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戊戌变法的支持者,翁同龢把画家介绍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周湘的国画,称他为今日之石谷(王翚),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周湘的好朋友。中国画家的出国大部分与革命有关,一点都不是走到象牙塔中去的人物,包括李铁夫、周湘、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弘一法师也是倾向康、梁,后来到日本去,他们关心政治,要向西方取经,五四以前都是这么个精神。周湘后来怎么出国了呢?就是要躲避,康梁变法失败,他跑到欧洲学画,我都不知道这方面有谁能替他写这本书。

 

周湘本来是个中国画家,到西方学绘画,他学得很好,外文也好,还当了两年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一等秘书,他回国以后还到大学教外文,在上海办了四所学校。刘海粟十六岁就到了上海,跟周湘学,最后周湘的学校垮了。这段历史详细的我谈不清楚,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清理。现在刘海粟打头南京艺术学院的展览,说他十六岁就办美术学校,确实,你能说他不聪明吗,但后来怎么把周湘的学校弄垮的呢?他调戏周湘的丫鬟和太太,周湘的太太当时很年轻,是妾。周湘气坏了,简直是不能容忍,刘海粟十六岁就拉着上海的这些地痞把这个学校造了反,周湘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后来他疯了,把自己所有的油画全烧了,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周湘的油画了,等于家破人亡,最后他太太给人家当佣人维持生活默默而死。这件事情周湘的儿子(据说是刘海粟的私生子)写了一篇文章,在给刘海粟过一百周岁的时候递上去,要跟刘海粟算账,刘海粟没回答,那时候江泽民给他题词,黄镇是他的学生,他正是得意的时候,这个文章是在香港发表的。所以我看了南艺校庆在中国美术馆办的这个展览,心里很不愉快,打着刘海粟的旗号,打着一百年的旗号。当然我不是说刘海粟就画得不好,这是两码事。但这个问题不能不提,为什么展览不提周湘呢,那么多人名,那么多头像,周湘的头像怎么不上去?还有张聿光的头像怎么不上去,他也在这个学校当过校长,我认为这个问题早晚得清理。

由周湘想到的徐刘之争

我并不否认刘海粟的才气,也不否认他在中国教育问题上的贡献,虽然他与徐悲鸿有摩擦,但不能说人家没有一点功劳,他对模特儿仗义,军阀反对模特儿,他理直气壮地和军阀干,很好,都是他的作风。但他的思想、作风与徐悲鸿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今天如果徐悲鸿还活着的话可能徐悲鸿也能接纳,但当时徐悲鸿是坚持中国的美术教育是像他在国外学习一样,要老老实实地打基础。刘海粟不一样,他是胆大就能画,胆子大很重要,今天我们看那些画能说不好?其实挺有意思、挺有味道的。但怎么能和徐悲鸿比呢?徐悲鸿画人。现在我们批评徐悲鸿狭隘,他不同意不严肃的东西,一定要把着关,但是他当时确实也是与刘海粟有矛盾,质疑刘海粟的作风。

我写了一本书《徐悲鸿》,徐悲鸿对很多人都容忍,为什么就是反对刘海粟当南方学校的校长,并且给周总理写信,给周扬写信,我认为他是出于一种教育思想,还有对于一个人的人品的考量。因为当时徐悲鸿认为人品与画品应当是统一的。刘海粟虽然有才气,但总是夸夸其谈,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徐悲鸿1917年拜康有为为师,刘海粟后来也去拜,康有为来了年轻人都喜欢,蔡元培对徐悲鸿和刘海粟也是这样。徐悲鸿1927年回国,刘海粟1929年也出国,但不是去学习,是考察,考察的是现代派这一批。刚才我是贬了刘海粟,但是也得肯定一方面,我要全面的看待。刘海粟后来那么大年纪了上黄山画了十次,多不简单,书法写得也挺有气魄。但周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个展览(南艺百年校庆展)把周湘给抹了。徐悲鸿当时与刘海粟打笔仗的时候,写了《启示一》、《启示二》,让刘海粟老老实实地学习。

 

通过周湘,就谈到了刘海粟。刘海粟抗战八年的时候干嘛了呢?徐悲鸿抗战的时候募捐、画画,进进出出。刘海粟在上海办展览,日本宪兵队的头儿也来,汪精卫的头儿也来捧场,他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些事谁造谣?没有人造谣,这是他自己说的,上海的报纸都有记载。抗战八年,重庆的新华日报所报的中国的文化汉奸头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这些东西都能抹掉吗?后来刘海粟也被打成右派了,虽然他也冤枉,但他自己也吹牛,他说:“日本专机把我从新加坡接回来,一下飞机,日本的某某来接我,拥抱接吻。”但这显然是编造的。刘海粟在解放后,被打成右派,文革被整。不过这人心胸开阔,把他打成什么样他都能忍,所以能活到九十九岁。但刘海粟这个抗战八年间的事和周湘的事情都需要解释。

刘海粟这个事情也麻烦,他跟蔡元培的雕像是个问题。蔡元培从北平到上海以后,很多人给他募捐,要给他盖房子,在这里头,跑的最勤快的有刘海粟,你能说他不仗义吗?好事也在做,所以事情就复杂了。文化部黄镇是刘海粟的学生,解放以后,因为黄镇在联合国的时候,刘海粟的儿子刘虎在联合国帮了咱们中国的忙,帮了黄镇的忙,所以黄镇很感激。他给刘海粟平反、把刘海粟称为他的老师,一块骂徐悲鸿,一块骂廖静文。这是一种感情,我能理解。后来改革开放刘海粟出国到美国、台湾,他跑到蒋介石坟上去哭,台湾那边报道了,但大陆这边都给他抹掉了,藏起来了。刘海粟嘴上没边儿,夸口说过日本首相田中是他的学生,还说周总理和他彻夜谈话,让他和徐悲鸿团结,这是胡说八道,周总理和谁说话都得有记录。

“一个人身上的功过要分清楚,我想徐悲鸿是功大于过的。”

我特喜欢吴法鼎的那张画(《旗装女人像》),画的真是不错,但是只是起了一个传授技法的作用,没有那个环境,施展不开,主客观都很薄弱。虽然说李铁夫画得那么好,起了开辟的作用,但在国内最后没有红火起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做了他们应该做的。真正最后将油画与生活联系起来的,还是徐悲鸿,徐悲鸿的重要性就在这。

蔡元培给了他一些条件,后来在中央大学、中国艺术院、北京艺术院、艺专、中央美院,都让徐悲鸿带头。徐悲鸿要求得严格,而不是随便,他骂马蒂斯为“马踢死”,不要瞎来,不要半道儿就去学他,因为人家是有基础的。他说自己一向是过分的,喜欢什么就是强烈地喜欢。这个人是这样一个感情:他要把住学校学生的素描基础,然后再让学生施展才艺。创作课是解放后,中央美院成立以后才有的,在他那时候没有创作课,就是素描,基础打好了,出去怎么都可以,是这么个思想。今天我们感到他很狭隘,就是写实,但要知道,就写实这个东西也是弯弯曲曲被冲击了,也不是徐悲鸿要求的那个写实。那时候徐悲鸿要求我们用炭条儿画,感性得厉害。

 

徐悲鸿在1953年病刚好的时候,看学生拿着铅笔磨,说是让学苏联,与徐悲鸿的要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虽然我们说是写实,写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写实,苏联写实挺好,但我们曲解了苏联的写实,写实不是拿着一大把铅笔磨,把感觉磨没了。后来徐悲鸿把那种西方古典派的东西拿出来给学生分析,徐悲鸿还画画劳模,与教员一起画,他还想画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之中,又要画与瞿秋白和鲁迅,还想画风尘三侠和山东新的愚公移山,因为解放后他看到新的面貌,但最后体力不行了。如果徐悲鸿能活到后来,你想60、70年代这几个运动他怎么过得了呢?他能像郭沫若那样随和地把自己歪曲了吗?还是像老舍那样自杀,或是投降变成御用文人呢?文革的时候不是还要鞭尸吗,还要烧毁他的画。廖静文当时着急了,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周总理第二天让解放军把纪念馆包围了,把画送到了故宫里,也把廖静文保护起来。后来江青要砸,是因为那牌子是周恩来写的。

另外关于吴冠中的事我需要说一说,我和我太太当时都在美院,她与詹建俊和靳尚谊同班,我们都未见过吴冠中教学,他其实没法教素描,人体画不了,但他画风景画得好,后来院系调整把他调到清华大学去了。那不是徐悲鸿让他去的,结果他说是徐悲鸿把他排挤了,其实当时徐悲鸿正在医院里面,快去世了。所以我们特反感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感到写实有一些毛病,那些公式化、政治化、为政治服务、红光亮、革命现实主义,都扣在徐悲鸿的头上,其实不对,写实是一条受干扰的弯弯曲曲的路。我们现在感到视觉疲劳了,感觉写实没劲,就徐悲鸿那么一种,这可以理解,因为的确应该宽一点。我相信如果今天徐悲鸿还活着的话,他也会宽,因为写实有各种各样的写实,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画人物。你看孙宗慰、齐人、戴泽、冯法祀的画,各不相同。这一次展览中,《捉虱子》是冯法祀在前线画的,他打过美国兵,身体好,背着画架,在抗战前线。我真没想到这张画在这,以前1946年他在昆明办展览的时候,闻一多、洪深很感动,闻一多晚上请冯法祀到家里来坐一坐,谈文艺,洪深说:“我们戏剧第三幕才是高潮,你的画是一进来就是高潮。”评价很高。后来这个画展在重庆办,徐悲鸿看到了,很高兴,紧接着就是闻一多被人暗杀的消息。徐悲鸿希望大家伙掌握基础、本事,就是到生活里去。当然解放以后共产党更强调要画革命题材,最后走到完全为政治服务,又是一个弯路,这个不能赖徐悲鸿。解放以后徐悲鸿自己写了个检讨,说自己没有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感觉很遗憾,他很谦虚,你不能要求一个人那么全面。

徐悲鸿出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国画家了,他是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当时他抱着要改造中国画的目的,选择写实使劲地学。徐悲鸿在中国画方面开路,现在有人反对中国画家画素描,我有一次发言,我说这些人不配当教员,谁让他们拿着素描当笔墨?徐悲鸿自己都没有这样,要画,要变,打进去再打出来,这不能埋怨素描,素描是一个武器,是优势,比如李苦禅、李可染、蒋兆和都是西画出身。拿不出优势,而来埋怨徐悲鸿画素描,现在有些人反徐悲鸿太可悲了。我觉得从教育来说徐悲鸿是一个里程碑,他希望中国的教育是按照他要求那样严格,但的确也应该百花齐放,那时候顾不上,因为把住这个关都难。所以徐悲鸿对于教育思想,对于中央美院的意义,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徐悲鸿的教育最后成为一个体系,直到最后还在坚持。

 

为什么要写《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

我写徐悲鸿,首先是在美国的侨报上发表,整半年,天天发表一段,其中我就写了刘海粟这一段,结果老教授顾毓琇,也是我们的忘年交、好朋友,说:“先让,你笔下要留情。”意思是说何必把刘海粟写进去。后来我的书在国内出的时候,把刘海粟那段取消了,就写徐悲鸿。刘海粟我不便于写,让别人去写,这是美术界的麻烦事儿。

我为什么要写《徐悲鸿》,我在国外看到两个报道,一个是台湾的刘国松,一个是吴冠中,骂徐悲鸿完全是一个口径,“出于无知,把西方的最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来,使中国的美术落伍了半个世纪,历史的罪人。”我受不了这样的话,我是徐悲鸿的学生,我这点本事就是徐悲鸿他们那时候给我的,我现在能发展也是他那时候给我的。我就开始讲徐悲鸿,美国有些学者特欣赏,他们说,杨教授你怎么不写出来,但我觉得写也不应该由我写,那时候吴作人、冯法祀、艾中信还在,应该让他们写,我哪能有资格。那时候1999年,我整七十岁。我太太回家以后说,你真应该写,我想太太不会骗我,就给顾毓琇写信。他在费城,是徐悲鸿的好朋友,以前他是国民党文化部的副部长、中央大学校长。他给我回了一封信,“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然后电话里说:“你要写徐悲鸿,起码要写五年,你哪有时间,还不好好画画。”可是,他又一面供给我材料,然后廖静文知道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先让,听说你在写徐悲鸿,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当然我也得回国,找一些老师、同学访问,廖静文无保留地跟我谈。

我的稿子写了与徐悲鸿有关的三个女人,廖静文、蒋碧微、孙多慈,写了他的感情世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回避不了。最后我记得我的稿子写完以后,首先给廖静文看,她看了一个月,然后退给我,说:“先让,很多事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太年轻。”这个文章在国外先发表,然后在国内出书,郁风、黄苗子给我写信,说这是写徐悲鸿的书里的首选,后来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很实事求是。拍徐悲鸿一百年八集纪录片时,主编给我越洋电话,说手里就拿了我的这本书,认为最真实。这本书,前年我又补充了一下,齐鲁出版社再版。不过这本书我也没宣传,我不能在徐悲鸿的问题上赚钱,我把稿费买了书全部捐给纪念馆了。

关于写实油画的未来

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展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要尊重前人,包括那些与美术学院没有关系的人,像李铁夫、周湘。美术界的路很曲折,但是有些事也是因祸得福,能让我们更好地反省。我们走了一些为政治服务的路,比如鲁迅所倡导的版画,我这一辈子的画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不能把这些全都否定了,不能把徐悲鸿否定了。

今天我感到中国油画的历史很值得来大书特书,要好好写,不能忘记先人,包括李铁夫、周湘,徐悲鸿出国前这一批人等等。又比如林风眠,出国的时候是高中毕业,到了法国留学,学油画,回来当校长,他是另有路子,与中国的民间结合,他在重庆的时候与徐悲鸿的关系很好,但是,教育思想不一样。现在有些人说徐悲鸿没有培养出大师,而南方不管是上海美专还是杭州美专,培养了一些大师,比如赵无极、吴冠中这批人。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徐悲鸿这条路得慢慢来,现在才一百多年呢,我认为中国的艺术绝对有前途。今后的美术一定是中国为龙头马首,带领世界,而绝不是美国,美国的现代派已经带了一百年了,走到头了。现在中国人也折腾,我觉得年轻人不吃这口饭,不折腾是走不过去的,就得让他过这个瘾。在美国我看那些40、50岁的人年轻时候的照片,大都是嬉皮士,都要过这么一段时间。中国现在大了,雄厚了,有胃口了,不怕。徐悲鸿那时候是有点儿狭窄,感觉中国这么苦难,能把现代派引进吗?庞薰琹、李贻德的决澜社一块做现代派,可后来就抗战了,大家都得画宣传画了,都得画写实的,现代派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徐悲鸿说:“抗战救了我的写实”,加上当时的一些环境。不管《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也好,在那个时代中国哪有那么大的油画,现在你可以挑毛病,但那时候真是首屈一指。徐悲鸿不能否定,写实主义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他是在中国站得住的伟大画家,在中国没人能代替。我觉得徐悲鸿这条路是中央美院的传统,如果这条传统没了,那真是很可悲,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要把握住,杭州的美术学院传统也要好好把住,这就很好,各有各的传统。

最近,我访问了九十七岁高龄的康寿山老教授,她是1937年投入徐悲鸿门下、学习并工作的人,她说了一句话:“在中国美术界的神坛上,徐悲鸿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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