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带灯》出版

■贾平凹接受早报专访

作家贾平凹。实际上，小说中“带灯”这一人物的原型原是贾平凹的粉丝，他们曾通过手机短信相互联系许久。 

·关于细节·

“靠细节推进小说，就像看巴萨踢足球一样，巴萨踢球就是不停传球，结果出人意料地进球了。在写《古炉》的时候，用细节把故事一点点推进。到《带灯》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做一些技巧变化，让读者更容易阅读。”

·关于人物·

“我这部小说写了社会问题，写上访问题，看上去我写的是一个女性人物，一个基层乡镇女干部，但其实我真正要写的是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用小说中的一个乡镇象征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问题。”

·关于技巧·

“年轻时写作，都是看别人作品后受到启发和影响写出来的，所以刻意会讲究技巧。现在老了，就觉得那些修饰的东西都没什么用。”

——贾平凹

作家贾平凹已经60岁了，在这样一个已经走向衰老的年龄，他给自己的纪念礼物是新长篇《带灯》。贾平凹像个老农民一样，在写作的农田上勤恳耕作，以每两三年写一部长篇的节奏，记录中国和自己。2011年1月，贾平凹出版的是《古炉》，现在出版的是《带灯》。

《带灯》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

《带灯》的主角是一名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的名字就叫“带灯”，她身处的环境正是中国基层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贾平凹在书中所描述的樱镇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产生矛盾，大到干部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都让“带灯”处于漩涡的中心，他借“带灯”之口把中国基层生活中的问题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在贾平凹自己看来，“带灯”的命运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这一大群人——乡村干部和普通人——正在遭受的命运。“深入了乡镇政府，就能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很不好。既然不能‘女娲补天’，那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吧。”

《带灯》是贾平凹首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中国社会的作品，在他用细节构建出一个复杂、混乱的中国乡镇“樱镇”的同时，贾平凹通过“综治办”的女干部“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展现出一位女性特有的柔情与细腻。在《带灯》这本书中，众多男性人物都是为了“带灯”而设置的，这与他以前的长篇小说中的设定有着极大的反差。实际上，带灯这一人物的原型是贾平凹的粉丝，他们曾通过手机短信相互联系许久。

“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昨天，作家贾平凹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之前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正是因为这位女粉丝的出现，贾平凹意识到这些年的乡镇经验可以通过这位原型人物写出一部反映中国社会的小说。

用细节推进故事，

像巴萨踢球那样

东方早报：这部小说写的是乡镇和基层社会的运作。你这些年是否也一直有意识地在基层跑？

贾平凹：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外面跑，尤其是写完《古炉》之后，在外面的时间就更多了。我的习惯是，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在外面跑一段时间，而且我跑的城市反而少些，都是各级乡镇，陕西、山西、河南、甘肃一带。当时到处乱跑，并没有什么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写东西，只是为了接触社会。后来遇到“带灯”的原型人物，就知道这些年在乡村到处乱跑的所见所闻能通过这个人物写出来了。

东方早报：《带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带灯是有原型的，就是一位和你用短信联系的女粉丝。她知道你把她写进小说了吗？她看了这部小说吗？

贾平凹：在小说里，带灯是为老百姓干事的小干部，她长得特别漂亮，但她又特别清高，跟她同时交往的人很多，她都瞧不起那些人。因为她在乡镇部门工作时间长了，她必然或多或少有乡镇干部身上的习气，但是她也有她的同情心，她想出的好多办法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完成的。

我想说的是，原型人物与小说中的带灯这个人物是两码事情。我写作中的人物都有原型，比如这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真实人物。但到了小说的最后，人物跟原型可能已经无关了，甚至没有关系了。我对她说，“我要根据你为原型写一部小说。”但她对我说，她不会去看。

东方早报：从叙事上讲，《带灯》有些琐碎，你怎么看？

贾平凹：从《废都》之后，我在叙事方面有所改变，我采取的办法就是用细节推进故事。从《古炉》开始，我基本上已经找到了一种套路。对于这种套路，很多人在阅读《古炉》时觉得很难进入，我后来反省，很难进入的原因可能是人物关系太复杂，人物实在太多，只有坚持读了才可能理清他们的关系。靠细节推进小说，就像看巴萨踢足球一样，巴萨踢球就是不停传球，结果出人意料地进球了。我有一次看巴萨的球赛，突然意识到，我在写《古炉》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只是我用细节把故事一点点推进。到《带灯》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做一些技巧变化，让读者更容易阅读。带灯所处的中国基层社会乱七八糟，遇到的事情又如此琐碎，我只好用质朴的语言写细节，直接推进，不再绕来绕去。

“这本小说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份记录”

东方早报：带灯这个乡镇基层女干部，是不是有很多象征意义？

贾平凹：我这部小说写了社会问题，写上访问题，看上去我写的是一个女性人物，一个基层乡镇女干部，但其实我真正要写的是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用小说中的一个乡镇象征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但我不是只写上访这样一个事件或者问题，我写的是一整个乡镇基层政府的运作、百态和问题，由此辐射到整个中国。

小说里，带灯是一个大专毕业的人物，在那样一个乡镇，她多少算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在那样一个基层环境中，她的精神生活和内心只能通过对小说里的高级干部“元天亮”的短信抒发出来。短信部分抒情性很强，而带灯所生存和工作的环境与她的内心又格格不入。她生活在那样一个偏僻的乡镇，面对的工作是综合办这样头痛的工作，只好用幻象、想象——对一个仰慕的人发短信，来进行纾解，来支撑自己。

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要真诚地呈现下层生活，这样才可能把这个东西贡献给读者，我想通过带灯这个人来表现这个社会。

东方早报：这部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问题的小说，是否也反映了你这些年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思考？

贾平凹：这算是我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思考。带灯的职务是乡镇综合办的主任，她的工作中有一项任务是维稳，维护社会稳定。维稳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上访，维稳和处理上访是最令人头疼的、最难做的一项工作，带灯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这些年一直在下面跑，看到了很多基层社会问题，我这样一个受传统教育出来的人，总归想有所担当，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意识也一直有。一个作家能解决的事情其实很少，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写作，可以把自己看到的、想说的写出来。这本小说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份记录。

当我在写作的时候，对自己所见所闻的材料可以有所取舍，但在选择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尺度，那就是能表现中国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尤其是能表现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和困境，如何面对这些困境，作为作家要有担当。但我也不是开药方的人，很多事情又是无解的，这问题多少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它们的发生肯定跟其他国家会有不同。

如果要说我一定要揭露什么，批判什么，那就是去呈现这些文化背景问题。

贾平凹作品《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方早报：但你没有直接渲染基层社会的诸多问题和黑暗。这是回避吗？

贾平凹：写作和艺术创作，有的像火一样，有的像水一样。我不会直接渲染那些黑暗的问题，我也不是采取直接揭露所谓社会黑暗的策略，我要像水一样，表面上看很柔，但一不小心也能淹死人。我这么写也是有力量的。

到了60岁产生惊恐

东方早报：你之前说过，写这部小说与你已经60岁了有关。就你而言，你有年龄危机吗？

贾平凹：你只有到我这把年纪，才能感受到。突然活到60岁了，我是有惶恐的。好像感觉才大学毕业，怎么就60岁了？其实55岁以后，开始感慨自己无能为力，越来越多的沧桑感，而年轻时候，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其实你啥也不是，只是短暂的几十年而已，凭借个人，你永远也改变不了什么。而对后面的路，你又一无所知。所以我对现实、对自己真的产生了惊恐感，这种惊恐感也只有到我这个年龄才能真的体会到。这就像树叶，到了秋天就会黄，到了冬天自然会落下。别人可能觉得我这几年没有变老，但是我自己拿起十年前的照片，就知道自己有多老了。

东方早报：惊恐时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写作吗？

贾平凹：肯定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写作。有时候看到年轻时候的笔记本，上面摘录了当时看书的内容，就回想起年轻时我在看书，一边看一遍摘录的情景。年龄大了后发现，我已经摘录不出像笔记本上面的那些（有感觉的）东西了。年轻时写作，都是看别人作品后受到启发和影响写出来的，所以刻意会讲究技巧。现在老了，就觉得那些修饰的东西都没什么用。

东方早报：你有公职，还有很多社会活动，但依然高产，有规律地出版新长篇。你是如何做到的？

贾平凹：平时会议多、活动多，所以写作受到很大干扰。我一般早上7点半送孩子上学，然后去我的工作室写作，一直到中午11点，下午2点半又开始写作并持续到下午5点，5点后会见朋友。我会保证至少上午和下午有那么几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写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