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好莱坞的权威媒体《好莱坞报道》都会在年末分门别类地推出一系列的圆桌高峰会谈。从导演、编剧、男女演员到制片人、制片厂负责人，甚至到作曲者、化妆师、明星经纪人，每个类别都会有六七位幸运儿在镜头前排排坐、为杂志拍摄封面大片，一起谈谈电影工业的现状，也顺便吐吐槽。在势利如好莱坞，得以被列席年末圆桌的基本上都是当年的颁奖季的热门人选，比如今年，导演类就有李安、昆汀·塔伦蒂诺、汤姆·霍珀和本·阿弗莱克列席，而他们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解放的姜戈》、《悲惨世界》和《逃离德黑兰》都是今年奥斯卡的热门影片。
在提名名单被揭晓的此刻，除了比对《好莱坞报道》的圆桌人选和提名名单上的名字有多大的重合率之外，也让我们通过这些轻松的圆桌会谈窥视一下：这些颁奖季的红人、好莱坞金字塔顶端的成功者在过去的2012年经历了什么，又在关心些什么。
编剧：让观众保持独立
东方早报记者蔡晓玮
列席编剧圆桌的六位好莱坞的编剧大牛被评价为最疯狂的一拨人。39岁的记者、奥斯卡得奖编剧马克·鲍尔今年的新作是《刺杀本·拉丹》（ZeroDarkThirty），讲述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于这个头号敌人的追杀过程；而钟情喜剧题材的44岁的扎德·阿帕多则将自己的家庭生活搬上了大银幕，取名为《四十而惑》（ThisIs40）。70岁的德国大导迈克尔·哈内克带着一个翻译参加了圆桌，带来了他斩获今年戛纳电影节大奖金棕榈奖的作品《爱》（Amour），而这也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强有力的争夺者之一。33岁的由情景剧转行而来的约翰·卡拉辛斯基则和马特·达蒙搭档写作了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Land）。此外，还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资深编剧、50岁的大卫·麦基和《逃离德黑兰》的新手编剧克里斯·泰瑞尔列席了圆桌。在这场圆桌会议中，如何处理政治、历史类题材的真实与虚构成为各位故事编织高手们的谈论主题。
记者：你们都在制造大众娱乐产品。当你们遭遇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战争，你们会如何选择？
鲍尔：当然娱乐性一直存在，但这并非全部。它（《刺杀本·拉丹》）不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比做一部纪录片更令人兴奋，因为你可以将事物以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麦基：对于我们笔下描绘的不同人的生活和感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在意的，即便可能你在写的时候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
记者：鲍尔，中情局有没有审阅你的剧本？
鲍尔：我们是用一种独立的方式拍摄电影的。当你在制片厂的支持下拍摄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又牵涉到军事类的题材，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定，但是你可以发挥创作。我们放弃直升机、放弃军用基地，在中东拍摄影片避开政府的介入，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
记者：假如你要在影片中展示本·拉丹这个人物，你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人性化地去表达这个人物？有一部非常好的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DerUntergang），讲述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对这个人物有很杰出的描绘。但危险的是你也可能正在为这样一个人物洗白。
鲍尔：很诚实地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创作这样一部影片。我倾向于去写那些我知道的或者我遇到的人，抑或是我从现场调查中了解到的那些事情。
哈内克：我不得不说，我对于《帝国的毁灭》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影片又闷又差。当你在处理这样一个带有深厚历史语境的人物的时候，你会怎么描述他？你在拍摄一部闹剧。你在试图感动你的观众，但你的这种感动到底是基于什么呢？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有责任让你的观众保持独立，逃离那种人为的植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把我的观众置于何地？又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观众判断的独立性？我是不是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观众之上？
记者：你会拍关于希特勒的电影吗？
哈内克：不会。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变成娱乐内容的一个题材。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也有排斥心理。对我来说，负责的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阿伦·雷乃的《夜与雾》（Nuitetbrouillard），雷乃通过这部影片对观众提问：你对这件事怎么想？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记者：所以，有一些题材是电影人不应该碰触的？
卡拉辛斯基：想要控制你的观众，让他们相信些什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但是深入探索这些题材也是很重要的。电影的结局不应该是，“这就是我认为的事实，你必须接受这种事实。”
泰瑞尔：在《逃离德黑兰》中，对我们来说把伊朗人描述为面目模糊的敌人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我们完全没有兴趣那样做。所以从一开始，阿弗莱克和我就在谈论我们应该如何把伊朗的大背景、伊朗正在发生什么融入到电影中。这不是想当然的阿拉伯世界，而是你必须搞清他们愤怒的根源。
东方早报记者廖阳
《霍比特人》（Hobbits）、《悲惨世界》（LesMisérables）、《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LiningsPlaybook）、《逃离德黑兰》（Argo）、《大师》（TheMaster）、《被解放的姜戈》（DjangoUnchained）6部电影的幕后重要推手——制片人，齐聚美国好莱坞棕榈饭店举行圆桌会议，谈及他们制作奥斯卡夺奖热门电影的经验。与此同时，美国电影拍摄最重要的投资者与发行商、好莱坞6大顶级制片厂索尼经典公司、狮门电影集团、20世纪福克斯影业、梦工厂动画公司、环球影业以及派拉蒙影业的主席、首席执行官等6位高级主管，也在《好莱坞报道》杂志的组织下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谈了谈他们如何处理类似于赌博的高风险电影投资行为。
电脑程序推测电影前景
艾瑞克·费纳是英国著名电影制片人，与监制蒂姆·贝万一同经营的英国进行时影业（WorkingTitleFilms），制作过包括《悲惨世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WeddingsandaFuneral）、《诺丁山》（NottingHill）等在内的60余部电影，是英国现在最大的独立制片公司。
2012年12月25日，由进行时影业制作、环球影业负责发行，改编自同名百老汇音乐剧剧目的音乐电影《悲惨世界》登上了大银幕。该片全片没有一句对话，完全采用音乐剧对白，从最初的筹备到去年年底首映，一直都备受关注。但当进行时影业决定将《悲惨世界》搬上银幕时，很多人都为该片制片人艾瑞克·费纳捏了把汗。
该片投资成本相当大，即使在英国大幅税惠政策的支持下，其制作预算仍高达610万美元。早在2003年，由音乐剧改编成电影的《芝加哥》（Chicago）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度掀起好莱坞制作音乐剧的改编风潮。但2004年的《歌剧魅影》（ThePhantomoftheOpera）、2007年的《理发师陶德》（SweeneyTodd:TheDemonBarberofFleetStreet）以及2009年的《九》（Nine）等音乐剧电影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票房飞涨，而是大都沦为票房毒药，鲜有收回成本之作。艾瑞克因此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艾瑞克在圆桌会议上说，考虑到此前数部音乐剧电影失败的前车之鉴，他和很多好莱坞大制片厂一样，选择用一套相当复杂的电脑程序对《悲惨世界》成功的可能性做了推演。早在1990年代，进行时影业还隶属于宝丽金唱片公司时，该公司就已经开始运用这套程序对每一部即将制作的电影进行严格考量。简单说来，就是把各项与电影相关的数据如导演、演员、投资等输入电脑，利用程序运算，估测最终能收获的票房和风险。“这个方法很有用，它会帮助你避免在投资上犯下巨大错误，会引导你在不同规模的电影上投资不同数目的钱。而且，我们会在电影拍摄前和拍摄后做两次估算，从最终效果看拍摄这部电影的决策是否正确。”
不过，《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的制片人布鲁斯·科恩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对每个电影项目来说，我们必须要清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听从电脑预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忽视这种预算对我们判断的影响。一方面，预测对我们找什么样的导演、明星阵容会有帮助，但如果事事跟着预测走，则可能什么电影也拍不了。”
乔安妮·塞勒尔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去年新执导的电影《大师》的联合制片人，这部电影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乔安妮说，保罗在判断一部电影是否能顺利运行时，并不倚赖于电脑预测，而是看自己遇到的制片人是否对自己即将拍摄的电影有强烈兴趣和激情，“《大师》最幸运的是找到了对这部电影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制片人梅根·埃里森一同来加盟制作。”乔安妮说，在此之前，保罗先是为环球影业撰写了该片剧本，但写完之时该剧已不再隶属于环球影业，而后该片又先后在米拉麦克斯影业、华纳独立影业、派拉蒙影业等制片公司几经辗转。在保罗快要放弃这部电影时，乔安妮遇到了曾制作《大地惊雷》的美国著名制片人梅根·埃里森，梅根说：“我想单独做这部电影，不想再让其他投资加盟在内。”乔安妮说，正是梅根对《大师》的相信与热情，让该片得以起死回生。
“直觉”有时会是决定性因素
对那些好莱坞顶级制片厂的高级主管来说，除了对即将投拍的电影做各项数据、指标的详细推测之外，“直觉”很多时候也是决定一部电影是否能通过拍摄的关键性因素。环球影业联合主席唐娜·兰利举了自己投资《悲惨世界》的例子，她说，《悲惨世界》等了27年才被搬上大银幕，而制作过《猫》（Cats）、《歌剧魅影》等大热音乐剧的英国著名戏剧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已数次将《悲惨世界》搬上各个国家的舞台，对这部戏里里外外都极其了解的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团队将这部音乐剧搬上电影银幕。
所以，当万事俱备时，唐娜和英国进行时影业公司便找到了当时以《国王的演讲》（TheKing'sSpeech）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风头正盛的汤姆·霍珀来执导该片。“该片原版音乐剧在50多个国家演了27年，有数千万喜爱它的观众，从堪称豪华的演员阵容看，它也具备可资信赖的盈利价值。这都使得我们信心满满地将它安排在去年圣诞节期间上映，结果绝对值得期待。”唐娜的出众“直觉”，也让她在2008年果断拍板了将音乐剧《妈妈咪呀！》改编成电影的拍摄计划，最终，这部电影在全球收获6.1亿美元票房，成为近年来惟一一部成功的音乐剧电影。
在圆桌会议上谈到那些让自己得意且备受好评的电影时，这些制片厂高级主管也会遗憾有时因为电影投资回报的问题，而放弃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电影项目。比如，贝尼特·米勒2011年执导的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其剧本最初是送给派拉蒙影业的，该公司副主席罗勃·摩尔在第一时间看了这个剧本，感觉整个故事都很激动人心，“但因全篇都充斥着棒球统计学之类的对话，即使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我还是会担心该片的海外行销问题。”罗勃说，最终，该片还是被索尼影业接管制作，并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奖提名。罗勃承认，《点球成金》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却并没有竭力拓展海外业务，“你很难为这类电影找到巨大的商业回报。”
福克斯电影制片公司现任主席吉姆·吉安罗普洛斯在圆桌会议上接着说，“这也是曾在福克斯担任主席的伊丽莎白·盖伯勒花费数十年时间邀请李安加入福克斯公司董事局的原因，也是我决定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投资1亿多美元的原因。这个庞大数字说出来都会吓跑一批投资者。”在吉姆看来，电影投资就像是赌博之类的高风险行业，当然会有失手或错失良机的时候，但宝若押得对，就能带来无法预估的惊喜。现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已在全球斩获了超4亿美元的票房。
东方早报记者蔡晓玮
列席导演圆桌的这六位导演都是今年颁奖季的热门人物——40岁的《悲惨世界》导演汤姆·霍珀、49岁的《被解放的姜戈》导演昆汀·塔伦蒂诺、58岁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导演李安、54岁的《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导演大卫·O.拉塞尔和《应许之地》导演格斯·范·桑特和《逃离德黑兰》导演本·阿弗莱克。值得一提的是，在15年前，格斯·范·桑特曾经在《心灵捕手》（GoodWillHunting）中起用了本·阿弗莱克，如今60岁的桑特和40岁的小本同样以导演身份坐到了一张圆桌上。
这些手握影片创作掌控大权的导演围坐在一起之时，似乎也显得“平凡”起来，这一场圆桌与其说是严肃探讨不如说是一年一度的吐槽会。面临的压力和对电影的狂热形成的支撑力成为了六位大佬谈论的中心议题，只有以怪咖为荣的塔伦蒂诺表示自己或许会见好就收地最终退出导演这行。
记者：对你们来说，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塔伦蒂诺：讲故事，跟演员沟通，跟摄影师沟通，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难的是肩负起整个制作流程，率领一支庞大的部队，每天都要鼓舞士气。你很想发脾气，很想随时说“我他妈受够了”，但你不能说，因为所有人都在指望你带领他们攀登到山顶。
记者：什么时候你感到最糟糕？
李安：当我不得不换掉什么人的时候。有一次我换掉了一个作曲，我不会告诉你是哪部片子，但那的确很伤人。但会有类似换人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很失败，在一个好人、一个忠实的人、一个好的艺术家之间作出选择，总有些不是滋味。
记者：你们会不会想到有一天可能不能做导演？灵感突然消失了？
阿弗莱克：曾经有个一流的监制用一种很傲慢不屑的语气告诉我说，导演就像是音叉，一开始我们“叮”的一声敲击了它，一段时间内它会一直响，但到某一时刻，声音断掉了，然后就再也不响了。那时我就想，好吧我才不关心呢，当时我的身份是演员。但我想导演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记者：李安，你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没有感到更多的压力？因为这部影片的预算比以前都要高。
李安：这事非常疯狂，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还是非常理智的。只有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疯狂。
记者：你什么时候会发疯？你是我见到的最理智的人了。
李安：那只是表面现象。但（预算）还不是能让我发疯的真正原因。我想拍的下一部片子才令我疯狂，影片的重点是恐惧，那种发自肺腑的情感让你时刻保持警醒和活跃。
记者：做导演需要有一种疯狂的基因么？
霍珀：拍《悲惨世界》的时候，很多人连续不断地告诫我对于乐曲不要采用现场录音，但最后，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拉塞尔：你必须很坚强，必须握住枪，必须很耐心，然后让别人自己做决定。有半数情况会是你在剪辑室里完成片子，然后说“我很高兴他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从结果上看比我要正确”。我不是总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知道要试试我心里认为对的。
东方早报记者蔡晓玮
当这些魅力男星聚集在一起时，你发现他们和普通男人也没什么不一样。他们都对政治有兴趣；唯一不同的是，演员这份职业给他们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同时也赋予他们盛名。他们是42岁的马特·达蒙（《应许之地》）、44岁的杰米·福克斯（《被解放的迪亚哥》）、57岁的丹泽尔·华盛顿（《航班》Flight）、63岁的理查德·基尔（《套利交易》Arbitrage）、78岁的阿伦·阿金（《逃离德黑兰》）、53岁的约翰·霍克斯（《亲密治疗》TheSessions）。
记者：好莱坞生活中的什么方面最让你感到震惊？
阿金：温柔的、亲切的善意。
基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笑）我和一群非常好的人一起工作。但事实上，进入电影圈的人通常都不是情绪很稳定的人。我喜欢这样的挑战。我喜欢看到人们在压力中找出正确的方法。假如一切都很完美，那你就学不到任何东西。
记者：丹泽尔，对你来说，有名意味着什么？
华盛顿：什么都不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夜之间达成的局面。我就是一个演员，我现在也不算很有名。就我自己认为，有名这件事除了能方便你在餐厅里预订位子……别的方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记者：你会怎么对待那些在餐厅中向你走来的人？
华盛顿：我不理他们。（笑）
达蒙：对于变得有名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能够很冷静地去看待了。因为我有一些不那么成功的电影，在那些时候，我的电话就突然安静下来了。但在那段时间，我去了伦敦，我参与了一个名叫《这是我们的青春》的戏。然后，《谍影重重》系列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又突然成为了我的朋友。
东方早报记者蔡晓玮
她们中有奥斯卡影后，也有可能将是获得新一届奥斯卡提名的幸运儿。而无论她们今年出现在银幕上的角色是智慧、美丽还是深情，在这个美女才女如云的行当里，坚持仍然是关键词。在圆桌会议上，曾经凭借《21克》获得奥斯卡影后提名的娜奥米·沃兹在这场圆桌中回忆起了自己惨淡的小明星生涯。而海伦·亨特在一开始曾被告知她太像一名情景剧女星，所以并不适合饰演1997年的影片《尽善尽美》(AsGoodasItGets)，而实际上这部影片最后带给了她一座奥斯卡的奖杯。
记者：作为一位女演员，什么会使你们感到害怕？
海瑟薇：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沃兹：如果我一丁点儿都不恐惧，我想我也不会感到高兴。我总是试图把自己抽离出来。我总是给导演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以《穆赫兰道》为例，我对于和大卫·林奇合作感到非常恐惧。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几年，我反复地试镜，并且不断地被告知，对于角色来说，我要么太这样了，要么太那样了，这方面不行，或者那方面不行。我太恐惧了，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突然之间，他（林奇）看着我的眼睛，看到一些东西，他跟我说话并揭开了我的那些面具。
艾米·亚当斯：我在30岁的时候才得到主演《六月虫》的机会。在此之前，只要谁得到了我没有拿到角色，我试图搞明白她们是怎么演的，我也同样做。我当时几乎已经想放弃了，不是说不做演员，而是想着是否要搬去纽约，专攻一些更小众的市场。
薇姿：恐惧也是一种动力。你需要一些恐惧感来使得表演这件事情可以持续下去。
记者：丹泽尔·华盛顿在男演员圆桌上说：“你会吸引那些你所感到恐惧的东西。”你们同意么？
海瑟薇：这倒可以用来解释一些恋爱关系！（笑）事实上，蕾切尔，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在你髋关节上有一个台阶的纹身，这是因为你早先的戏剧演出的经历吗？
薇姿：是的。我的职业生涯是（在剑桥）以比较前卫的演出方式开始的，之后我的演艺之路还算顺利。那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是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有这样的台阶式的舞台，在上面我们尝试互相攻击，甚至常常会流血。当时我18岁，我们觉得这样很酷并且很前卫。我对这段经历感到很自豪，所以把台阶纹在身上，来向这个戏剧团体致敬。
记者：安妮，在《悲惨世界》中，你饰演了一个你母亲曾经在舞台上饰演过的角色（妓女芳汀），这是否让你感到害怕？
海瑟薇：是。我妈妈当时参与了音乐剧的首次美国巡回演出，她对于芳汀这个角色有自己的理解。这让我在试图告诉她我正在为这个角色试镜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我也很担心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个角色她会很失望。而假如我得到了这个角色，也会有那么点尴尬。但她对于这些很冷静，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个角色。当我最后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没有人比她更高兴了。
记者：你有没有从她那里收获一些建议？
海瑟薇：她给了我一个意象。我妈妈告诉我，芳汀就像那个点亮火柴并看着它燃烧殆尽的人，而她只是在一边旁观这一切。她必须吹灭它，让黑暗进入。对我来说，不是和一个演出指导而是和自己的母亲谈论这些是很棒的经历。在在座的人当中，我是唯一还没当母亲的人。我希望不久后我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记者：海伦，你对于在《亲密治疗》中裸体演出有压力吗？
亨特：当然，但你读到了这么美的剧本。
菲尔德：海伦，我意识到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裸体演出这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记者：玛丽昂，有没有一个什么角色改变了你的生活？
歌迪亚：《玫瑰人生》之后，我开始觉得有必要去整理一些感情关系，这种电影和现实的联系确实很奇妙。突然之间，我想要重新开始。有时候你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内心，我想这也打开了你自己。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定义这是什么，但你需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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