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浮躁的当代艺术领域，在急功近利的市场浸淫中，备受关注和宠爱的“青年艺术家”群体是否真正成为艺术界新势力，抑或只是资本炒作的另一个空壳概念？在热闹纷繁的景象背后，学术系统的建立显得尤为迫切，而艺术家本身的成长依然需要时间的历练。

青年艺术家近年来已经成为备受关注和宠爱的群体。从“80后”到“90后”，从“青年艺术100”到“CAFAM未来展”，从“大学生提名展”到“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从“关注未来艺术英才计划”到“新星星艺术节”，以“青年艺术家”为主打的展览此起彼伏。它们的主办方既有政府、官方文化机构、美术馆、艺术院校，也有拍卖行、画廊，甚至一些原本与艺术无关的商业机构。历史的舞台在万众瞩目、众所期待中搭建完毕，一夜之间，一个新的世代似乎正在降临。

然而，在普遍浮躁的当代艺术领域，在急功近利的市场浸淫中，“青年艺术家”是否能担此重任，成为艺术界新势力，抑或成为仅供资本炒作的另一个空壳概念？千呼万唤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学术体系是否依然只能在资本的淫威下委曲求全，或者能否借此东风另辟蹊径？

学术与市场，南辕北辙

“已经很多年没有刀的感觉了。”欧阳江河在2012年新星星艺术节的序言中写道，这句话也代表了艺术界对于“新”的普遍希冀。然而，青年艺术家，既是艺术界的暗能量，更是市场的潜力股。

2005年至2007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高速发展，艺术品价格扶摇直上，艺术家曝光率大幅上升。而当资本炒作到达一个周期的末尾，当代艺术不得不面临资本抽离造成的贬值尴尬、紧贴市场造成的存货积压，以及曝光过度造成的审美疲劳。

“在那个‘疯狂三年’中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严重透支，我们现在不得不一点点承受着这个后果。”艺术批评人吴鸿在2012年8月13日出版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艺术商业选秀透支了未来》一文中如是说道。自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惨淡收局，金融资本过剩的荷尔蒙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青年艺术家”成为一片有待开拓的处女地。

2012年春，荣宝斋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专设“新人新艺术”专场。6月18日，嘉德拍卖与大艺网合作推出中国艺术院校优秀作品专场。12月13日，首届大学生艺博会在广州举行，700位艺术家的1800多件作品按“国、油、版、雕”的传统划分方式悬挂在展厅内。同时，名为“市场就是力量”的论坛在展厅一隅举行。对于大部分参展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市场，在和主办方协商后，他们的作品以1万元上下相对统一的价格标价出售。

“家家都有房子，墙壁需要装饰，这是一个刚性需求，”大学生艺博会主办方广州华艺负责人李峰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对市场的反应充满期待，“而大学生的作品有三大优势，升值潜力、专业能力和相对低廉的价格。”

这样的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然而从事实上看起来，这所谓三大优势很难合于一体。来自中央美院的孙子垚获得了大学生艺博会颁发的一个奖，但从领奖台上下来的他有一点迷茫。“感觉被主办方忽悠过来了。”他讪讪说道，一墙之隔的展场里，他带来的四幅作品一幅都没有成交，“我的作品可能不太漂亮。买家还是比较喜欢符合他们视觉经验的图像。市场的评判标准和学术标准不太一样。”

另一位来自清华美院的获奖者郑晓辉同样提及了市场和学术的双重标准问题，他同时透露，自己有一些同学已经和画廊签约，给画廊画一些行画类作品赚钱。相比卖画，身在象牙塔、尚没有衣食之忧的他更希望得到美术馆等机构的肯定。

而今，除了直截了当的拍卖会、艺博会之外，各类机构举办的有关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同样层出不穷。一些批评家指出，很多展览即便冠以“学术”、“实验”的名义，但所谓“学术”依然常常只是资本的遮羞布而已。

资本是一面双刃剑。但是在学术失位，或者学术属于附属、附庸地位，甚至只是遮羞布的情况下，资本的肆意妄为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推动作用，只会在风卷残云之后再次留下一片狼藉。

学术：撕掉青年的标签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讲市场，评奖再不整点儿学术的，太没有意义了。”艺术策展人付晓东出现在1月17日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举办的“新星星研讨会”现场，当《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问及她现在中国哪一个评奖真正有学术上的权威时，她沉吟良久。

同一场合，艺术策展人夏彦国也指出青年评选的共同问题，就是“这些活动在学术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活动发的新闻稿，他们没有对我们年轻的艺术家提出一个观点，选择上也没有一定标准。”

从国外艺术评奖来看，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像泰特美术馆每年的“特纳奖”、古根海姆美术馆的“HugoBoss奖”，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趣味，也比较权威。而在中国，奖项此起彼伏，而真正能够获得大众认可的寥寥无几，更多时候只是在各起山头。“特纳奖”虽然是指定颁发给英国的青年艺术家，但其实50岁以下的艺术家都可以入选，而中国的青年评选参与者大多数是“70后”和“80后”，甚至是一些“90后”。

“现在很多机构都在打青年艺术家（牌），其实以年龄来判断是一个误区。”夏彦国谈及，“很多艺术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上有所突破，而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年轻。”对艺术家的细分、标签化处理或许是为了对应商业化的逻辑，但空洞的无中生有本身并不能结出任何成果。

“艺术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领域，而批评和市场是这个世界的两极。”一位美国批评家曾经这样表示，因此批评家最不需要考虑市场因素，尽管反向的影响是一个规律。“资本的规律总会跟随先进的文化趋势而动。”付晓东介绍说，国外艺术市场已拥有成熟的学术体系以支持其运作，但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依然是一团乱麻。1990年代“英国年轻艺术家（YBA）”被打包推上历史舞台，并在英国掀起一股风潮，其幕后推手萨奇使用了各种手段谋取商业利益，但他的一番运作是基于对艺术价值的理性判断。而今在中国，本末倒置的状况或许在短期内很难有所转变。

夏彦国同时认为，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担任评委固然可以增加艺术评奖的权威性和关注度，但“艺术家往往是比较个人化的，所以年纪大的艺术家（做评委）选择年轻的艺术家会有一定的狭隘性”。

学术标准的确立或许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是资本的“关爱”，或是老一辈人的影响，都是年轻人脱壳而出，需要摆脱的阴影。而今的权力搭台，新人唱戏，本身其实很难摆脱这样的悖论。

资本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给艺术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和平台。但是艺术上的成熟，始终要依靠艺术家自身的成长，或许，同时也得等待学术体制、策展人的成熟。

资本：捧杀或冷漠

“现在大部分所谓青年艺术展，都是以学术作为外衣，以资本作为基础，以营利作为目的。好处是可以建立一个平台发现新人，坏处是给艺术家留下了幻觉。”谈及资本对青年艺术家的影响，夏彦国讲了一个身边的例子，“我大学毕业那年，有个同学参与了当时的‘新锐计划’，也是获了个小奖，回来之后就特别激动，后来还参与拍卖。那个时候，他就睡在工作室，每天晚上打地铺，就画画。后来听说作品卖得不太好，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无论哪个青年评选，或多或少会给青年艺术家带来更高的关注度，相应而来的，就是公开曝光的增多与藏家的问价。可能艺术家的作品瞬间就会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无论是青年艺术家抑或功成名就的艺术家，都可能遭遇市场的饥渴。有传言说艺术家张晓刚曾经画过600张画，其中200张是《大家庭》。张晓刚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画过多少张《大家庭》，“这个没算过，（200张）也难说。因为‘大家庭’系列画的时间特别长，需求量特别大。”

同为艺术家的毛焰对市场的非理性追购有些反感，认为有些时候是对艺术家的捧杀：“有些现在中国所谓收藏，不是收藏，是投资、投机。传统的收藏，收藏者真的对这个投入深厚的情感，甚至可以花巨资收藏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一般大众认可的、可以流通的大路货，这才是好的收藏家。我一直认为真的好的收藏家和真的好的艺术家是相对的。对一些买家，有内心的抵触，我也是有同样感受的。”

在这个层面，他希望艺术家对于艺术以外的事物考虑得越少越好，“如果你考虑得很多，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事实上，评奖的肯定和市场的肯定并非定然相关。来自中国美院的李舜曾经是一个特别能赚钱的人，而在新星星艺术节获奖之后，却变得不太能赚钱了。

“我是在美院学新媒体的，做影像、装置。以前考中国美院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后来就办考前班。（当时）我在杭州有一块两千多平方米的地方，有宿舍、超市、食堂，是一个小的学校。最后一年，规模最大的时候，拿了新星星的这个奖。我就决定不干了。”正儿八经准备做艺术家，却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别人卖画能卖得特别好。我们做影像和装置，没人买的。我们这届有30个同学，现在还在干这个的，加上我就3个。我还和他们不一样，毕竟我还是能养活自己的。他们根本就是拿信用卡透支，再去借钱还上。所以他们特别苦。”有过办班赚钱的经验，李舜对于做艺术不赚钱也不以为然，“我选择了艺术，但是艺术并没有义务去养活我。我可以干兼职，用这个钱去做艺术。”

被市场选择、关注当然是一种肯定，但是没有受到市场的理会，也许更是一种幸运。这样的状况，允许年轻艺术家在无外力干扰的情况下，自由地发展，如果他有一颗坚定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