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易英老师的《抽象艺术的理论死亡》，又读了他在研讨会上对论文的说明报告。这篇报告的口吻和角度便中和多了。结尾也是谈到：“抽象艺术，不管是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还是格林伯格，必须从别的形态下来解释，从精神的、超现实的层面来解释，以及以大众文化作为对立面、强调它是有教养的阶层欣赏的艺术。”并未像论文中那样，说“当我们面对一件抽象艺术作品时，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首先是一种直观的反应，也就是形式的判断，它可能作用于我们的生理-心理感应，达到一种视觉或审美的愉快。这种愉快其实是很低级的，就单纯的形式构成而言，其空间范围极其有限，没有思想的支持和技术的含量，唯美的形式很快就走到尽头。”

事实上，易英老师在报告中主要谈论的是格林伯格。这位美国40、50年代的卓越智者、天才的艺术观者和阐释者，在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盛极一时的存在主义精神的支持下，全方位地分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环境与艺术的内在紧密因果逻辑——他常常引用马克思，但以一种随时修正的方式：“正如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尽管不完全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格林伯格)他与德-库宁、波洛克、罗斯科、纽曼等卓越的艺术家们不断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探讨与交流，不仅在哲学和美学上，也在具体绘画过程和技巧上与他们一起在极限上研讨问题，梳理了从塞尚经毕卡索和勃拉克的立体主义，直到50年代的抽象表现的大潮，创立了完整的平面性观念，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三维梦幻空间，将在欧洲30年代貌似画上句号的抽象艺术在北美推到一个空前的广大领域，同时返回来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这里，纽约画派第一次领导了世界。

物极必反，物壮则老。格林伯格将抽象艺术法典化，完整化，却没有禁得住劳生伯和琼斯的新达达主义的冲击——艺术的“理性”变化了。但事实上，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环境根本地变化了：美国逐渐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而不再是格林伯格侃侃而谈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而不单是西方文明的历史的巨大转折点”的工业时代。毛泽东这样说过：“一个社会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一个社会的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全部系统逐渐更改了。

好。易英老师也一两句提到波德里亚。波德里亚正是阐释这个新世界的大师。一切“都处在这种浮动价值的超级现实中。”(波德里亚)一切变成了符号的符号。到处祛除了所指的能指的游戏。大部分的关键位置上，不再是实物，而是代码。逐渐的，这是一个仿真的超级现实世界。“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现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波德里亚)

这时，福柯、波德里亚、巴特替代了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鼓舞着特别是美国新抽象艺术家们。这里，这些新抽象艺术家不是要像康定斯基那样“发明”抽象——这是没有意义的——不要做前人做过了的事，而是用更新了的抽象的形式和符号语汇，去表达这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康定斯基以致波洛克所没有面对过的。艺术家创作，评论家阐释，这种从中介到中介的艺术，更是艺术家“编码”，评论家“解码”的领域。

抽象艺术家常常写作或谈出相当数量的理论。美国新抽象艺术家哈雷、马登、拉斯科都积累了自己不同于前辈艺术家的批判的新时代理论和态度，特别是在波普和极少主义之后的抽象艺术的理论和态度。拉斯科指出：“许多围绕行动绘画的词汇和自发方式创造的想法出现了问题。通过这种方法论很难发现你的走向具有连续性的当代绘画的道路。”每一代人的观看方式各有不同。他们面对新世界，如果想诚实地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话，只能发明出属于自己感情的表达方式。

易英老师多次引用了笛卡尔的光辉的句子：“如不与其它事物相遇，决计无任何事物改变。”的确，抽象表现主义遭遇了波普、极少主义，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美国新抽象(不要忘记空无灵动，隐逸俊奇的汤伯利。他不同于抽象表现主义)。而伸延开来，美国新抽象与中国的以气为主导的古典文化，与中国今天的社会激变相遇呢？历史就是创造者。

我们感谢易英老师着重指出了格林伯格主要属于过去的时代。而新时代，有自己的新抽象艺术理论与实践。绘画只有具象和抽象。需要以绘画表达自己的心理世界的人，会根据需要来做出清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