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在一个人们需要帮助的时代,我愿意以艺术有所作为。”德国著名版画家凯妥·珂勒惠支的艺术宣言。何等鲜明。
她的一生是德国从封建的旧时代挣扎着要诞生在民主新时代的见证,正是在旧时代彻底结束时,1945年,她去世了,同旧时代一同走进历史,仿佛她将此看成她的使命,一定要将旧世界葬送掉,方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让她愤愤不平、让她激情奔涌的世界,这个让她的众多同胞,兄弟姐妹受苦受难的世界。凯妥·珂勒惠支,德国著名的革命艺术家,像一个母亲,一个具有极强保护本能的母亲,一个捍卫正义本能极强烈的母亲,用她那不仅像投枪、像匕首、更像号角的艺术,用她那表现力极强、视觉力量超震撼的艺术,将反抗的呼喊传播到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就有反抗”。这是哪个时代,一切时代的存在原则。
事实上,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如果没有珂勒惠支的艺术,很难想象会是怎样另外的一种面貌,一种不那么令人欣慰的面貌。
凯妥的作品中都是人物,都是社会最底层受压迫剥削的人物,他们身体变形,面目表情麻木绝望,眼神空洞,像失去归宿的浪儿,像没了父母的孩子。被剥夺了一切的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欧,惨况空前。艺术家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历史场面,表现它们,渲染它们,那些被噬魂的脸孔,那些被过度劳作扭曲的身体和手——凯妥表现最多的就是工人们的脸和手。
当手不能再维持存在时,人的表情是可想而知的。
凯妥出生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家庭,她的父亲原本是学法律出生,但由于他的进步倾向,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排斥,无法找到工作,只得做了一名泥水工,替人修房子赚钱养家。但他仍然重视女儿的教育,当凯妥十三岁时说自己想学画,父亲立刻支持,并为她找了一位很好的铜版画老师,还告诉她说,艺术要同现实结合,否则意义不大,第二年,凯妥已经发表了她的第一幅铜版画,这决定了她一生的艺术道路。
十八岁时她去柏林上学,进了柏林女画家协会办了一所女子艺术学校,学了两年便回到国王堡,她的故乡,开始以教学独立生活。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她的朋友圈子中多是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她在柏林认识了版画家马克斯·克林格,后来又认识了她的丈夫卡尔·珂勒惠支,这些年轻人都是极具进步意识的“新人类”。珂勒惠支同卡尔于1891年在柏林结婚,住在柏林东区,那是柏林的工人区,贫民区。卡尔专门为工人治病,凯妥也因此近距离接触到了德国工人阶级最底层的生活现实。她经常为那些非人道的情形怒不可遏,这大大影响了她的艺术创作。她开始创作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版画,为工人们、为女工们、为童工们呐喊、抗议非人道的待遇和压迫。她那时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同时还在柏林女子艺术学校教书,是个全职业妇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柏林本身就像一个大革命实验基地,文化艺术和工人运动都非常活跃。1902年,凯妥的版画《织工暴动》在展览上引起轰动,媒体反响强烈,德高望重的老画家阿道夫·门采尔提议给予女艺术家大奖,但被德皇威廉二世否决,这个军国主义的帝王非常反感凯妥的艺术,轻蔑地称其为“下水道艺术”。可想而知,当版画《力普克内希特的葬礼》展出后,普鲁士宫廷就把女画家看成危险人物了。
凯妥·珂勒惠支终生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她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这已经足够让政府讨厌她了。1917年,她的小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后,凯妥·珂勒惠支成为了一名和平主义战士,她决定,对社会和对人道的关怀将成为她艺术永恒的主题。她表现贫穷、剥削、压榨、女性的悲惨境况、童工的凄凉处境,还有战争中的亡者和伤残、以及无家可归的人……艺术,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成为人道主义的武器。
纳粹上台后,凯妥·珂勒惠支成了他们的眼中钉。1933年,凯妥被停职,并被开除出普鲁士艺术学院,被取消院士资格,1936年,她被正式禁止参加任何展览。
凯妥·珂勒惠支来过中国,见到过中国当时的革命文学家鲁迅,两人的艺术语言都很锋利,但凯妥的版画,其视觉冲击力更加直截了当,她被称为德国的戈雅,是德国历史变革中的一个强音符,一枚不可多得的强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