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美术史的书写价值一点都不低于中国美术史。当然，这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美术史书写系统中，基本上是一种以线性为时间轴线来书写纪传体式的美术史的。虽然，宋代也出现了像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这样的地域美术史专著。但这一范式并没有在往后的明清美术史家的撰写中得到继承发扬。及至民国时期，地域美术史研究才开始重新冒出来。譬如，这一时期就出现有罗元黼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等一批地域美术著作。在我看来，随着中国美术史不断完善的同时，地域美术史或者说地方美术史的书写理应得到重视。众所周知，在一部页数极为有限的中国美术史里，不是每个画家都可以随便被书写进来的。一般来讲，能进入中国美术史书写视线中的画家的作品水平一定是公认的。即使有不秉笔直书的当代美术史家在撰写当代艺术史，所存在的人情关系，也将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淘汰和后人的谴责。

地域美术史在今天得到重视可以说是一件好事情。从目前来看，笔者已看到不少地方美术史著作。比如，就我知道的就有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吴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地方美术史著作。在不少读者看来，以为地域美术史就只重视空间性而忽视时间性。其实不然。我们在书写地域美术史时，它的空间和时间是同时展开的。比如，拿《北京美术史》为例。在我们的概念中，北京是作为一个区域存在，这个面既看似平面，实则是立体的。它具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这里，似乎扯远了些，现回到今天说的这个主题来。笔者在阅读中思考，见到很少有学者专家谈论这个籍贯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地域美术史既不要忽视它，也不要过分拿它来说事。要谈论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籍贯”这个概念。就我所知，按几千年来的中国的传统的说法，籍贯是祖籍的一种表述。一般来说，籍贯有从父，也有从母系的。从祖籍的话，祖籍是指祖辈的长久居住地。历史上由于区域划分具有不定时的变动性，目前的划分当然是以现在国家明确下来的地域划分来填写。须知的是，籍贯与出生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也有某人的出生地就在属于自己的籍贯之中。同时，这也和户口地有很大的区别。现今流动人口的速度很大，即使某人把自己的户口迁移到另一地方，但他的籍贯仍然不会随着自己户口的变动而发生更改。籍贯，一般指祖居(祖籍地)或原籍。一般来说，籍贯在时间上的限度至少要上至祖辈那一代。为什么籍贯问题在地域美术史书写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呢？我们知道，现今在不少地方美术史著作里，选择的艺术家具有地缘性这一特点。不妨举其一例来说明。我们说石涛是广西桂林人，但他的艺术经历并不在广西。将来“广西美术史”诞生出来，想必会把石涛硬拉入其列，凭借的理由即是石涛的籍贯是广西桂林(也有说是广西全州)。从而，一部地方美术史中，除了拉来籍贯是广西的画家外，还包括那些籍贯不是广西但其人曾经在此地生活过进行过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举证可以拿抗战时期的广西美术便不得不如此，舍弃则有些不合常理。这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地域美术史的撰写理应是某个区域里的美术史传记。再比如，皮道坚的《楚艺术史》则不可能以省界为硬性划分而割裂两湖地区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渊源。假使，他日“湖北美术史”写了出来，也就不得不做硬性划分。

好在如今的地域美术史书写没有单纯地依据籍贯来进行书写，但却存在凭借籍贯一说就把该画家归列其中这样一种现象。这让我想起当今盛行打造画派一事。国内不少画派，诸如漓江画派等画派，把一些不在某地进行艺术创作的该省籍的画家统统列入进来。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破除那种硬性把籍贯一说就把艺术家圈进来的现象。石涛的艺术成就由“安徽美术史”、“湖北美术史”或者“江苏美术史”来书写也无不可。现在的省界县界甚至国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个特地的区域做硬性划分，虽然便于国家统治管理。但在文化上，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是历史性的自然性的形成，不会因为界限的存在而消除这种地缘性。这也好比邻省之间的少数民族多是同一个种族。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可见，地域文化决定论也不能不加避免。正如于洋所言：“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引自于洋《局部研究的普适价值：地域美术史研究及其方法论刍议》，2010年第3期《美术研究》)

谈到籍贯问题在地域美术史上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们的地方美术史或多或少存在拉名人以撑门面的风气。在这背后，除了有撰写者本人偏狭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怪外，还有就是以政府名义出发，争夺无形资产的文化资源，以充实该省的文化品牌和名声度，这是文化利益驱使的结果。这也可以拿现今不少争夺甚烈的名人故居、名人出生地的争议案不断即可看得出来。虽然，中华民族的儿女有认祖的偏好，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这不仅仅是民族心理带给我们的崇拜心理、归宿心理，而是我们的文化施政者为个人利益个人政绩的考虑所做出来的怪事丑事。这里，由地域美术史书写中的籍贯问题说了些多余的话，权当大家茶余饭后一些聊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