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诡异，处于裂变的沸腾年代，在众声喧哗的混乱和无序中，一场博弈正在静悄悄地上演。迅速变化的社会所造成的诸多公共问题，因新传播技术的大众化造成了人人皆可操作的公共平台，互联网成了思想争鸣和社会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来自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介入的强烈诉求，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参与众的汇集整体。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在大众公共平台上讨论社会事务，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公众发出的声音也不再是零星的、孤立的，而是成为难以置之不顾的一种舆论力量。

归于人文科学的艺术，与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交织混杂，须臾不可分离。艺术批评在当下语境中，不仅仅是单向地针对艺术作品做出阐释判断，以及对艺术发展脉络做出分析归纳，至为关键的是具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批评思维，绕开艺术本体形式的表层迷雾，在深触社会制度及文化根源的实质内核后，依然能清醒地明确批评者的批评立场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并以知践行，在意识形态与商业资本扭曲误导下，用折衷的表达方式，构成平等、对话式的批评话语在公共空间产生互动。

文艺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它以感性的体验，敏锐地嗅出当下发生的问题，以生动的艺术形式，表达出对社会现象的预感，以期达到与观者的共鸣。艺术批评作为一个系统，对艺术家、观者、社会背景各因素所构成的创作、传播等环节具有阐释评价、剖析引导的作用，不能脱离对整个艺术现状和现实社会的考察与认知，局限于艺术本体领域中。当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整个生命中处于存在困境进行观照和内省，艺术批评所具备的自觉参与意识，可以强化艺术批评的时代内涵，突破了艺术的本体结构,从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来考察，在更具深度的人文视野中去发掘艺术的价值。在强调艺术批评学术性的同时，深知艺术批评所面对的是一个以人性为价值尺度的世界。

艺术批评的渠道在大众媒介信息的迅速传播下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作品的展示空间，也不只在传统的画廊、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网络、博客、微博都有大量不同身份，不同方式的观者，对艺术作品的见解及作品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判断与观点，在消解意识形态、学术权威的同时也被资本扭力所操纵以及传统审美惯性所牵制。艺术生态的急功近利、艺术市场的蜂拥而起，呈现出的乱象与纷争，蒙蔽了事物最重要的本质，使人们对当下的现实境况视而不见或无以言说。正如当前的艺术批评，它回避了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等主要问题，使批评陷入一种单向阐释，只在纯粹的理论学术及艺术市场上进行分析研究。即便是在一些公共艺术事件中，如何打破学科隔阂，与大众社会产生沟通，共同探讨、推动艺术发展，逐步形成共识，没有提出客观的建议。

虽然这里并不是主要强调艺术的引导功能，但同样艺术批评应当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担纲着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如同网络媒体，能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在建构公共舆论空间中，意见领袖借助网络等新媒体发表观点，展开讨论议题，驱动社会发展与公众参与等方面所起的日益显著的作用。借助新媒体对议题信息的传播扩散，促使公众共同参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良性发展的新模式。确立艺术批评的前置观点，有赖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由于长期艺术审美的滞后，意识形态的钳制，商业消费的侵蚀，艺术生态呈散沙状，基本常识难以达成，并不是良性的多元文化。艺术批评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运用积累的学养，敏锐地做出判断，为大众分析当前文化发展策略背后的用意，文化资本投入的盈利目的，艺术发展的流变，进而促进大众艺术审美的提高，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被逐渐接受并引起瞩目。经验告诉我们，当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会从精英走向大众，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不同视野在对艺术的地位和认识上都有着性质相似的说法，统治阶级会用它来维持有利于他们的阶级关系，同时，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工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

随着时代的进步，多元化、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处于一种体制与边缘思想角力的时刻。当代艺术主体自觉性，作为边缘与中心的冲突对抗所具有的价值，就是艺术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大众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强制文化与日益成熟的民间立场两者博弈的场所。文化战略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把发展软实力作为国家战略，把文化产业、文化安全、文化输出提升到第十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施政纲领，严防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六中全会也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问题，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便成了意识形态思想资源枯竭的救命稻草，要达此目的，就需要不停灌输民族主义并利用民族的历史传统来巩固内在凝聚力。文化资本加大力度推行传统文化，书画市场交易火爆，都源自此动机。同时，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虽然在客观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一元独霸的局面，同时文化批判性也正在丧失。物质至上的拜金消费主义伴随着大众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与无暇顾及的政治冷漠，使得沉溺于消费主义的大众不再关心自身的政治权利问题。种种欲盖弥彰的乱象，迷惑着普通大众对艺术常识的基本了解，在盲从与逐利中随波而流。

这是一个艰巨的甄别、宣传过程，艺术批评的滞后与缺席，将延缓大众对极权政治与消费主义的清醒认识。科技的发展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跨越地缘、民族，相互平等的交流和获取文化资源的便利性，使更多的大众群体开始参与到各种公共事务当中，掌握话语权力，形成一种交往实践，而不是传统的被动接受模式。这是互联网时代参与者具有了更多互动的可能性，他们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拒绝各种以话语霸权作为载体的强势文化，并且自由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为众多处于边缘的弱势文化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公共空间。这种大众化的立场表达场域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当下特殊的语境催生出来，它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姿态。从这一意义上说，本雅明的身体政治学、马尔库塞的身体美学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框架还远未达成共识，重大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依然处于纷争之中，在这种环境下，世俗化的大众消费文化与具有消解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大众民间立场，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整合，也不是民众凭借常识所能完全解决的，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迫切需要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走出前列，告知、启迪，揭出示事物的真相，达到唤醒大众的目的。

社会由每个个体组成，社会的进步一定是个体的进步，正是大众文化，切实地逐渐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体现为：让听众以最小的阅读量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个观点可以解释为艺术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及专业学者，不仅应当站在学术前沿，同时也应当站在社会的前沿，面对艺术的多样化，需要在艺术家和观众双方的沟通中不断通过作品的阐释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也通过对于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引导大众的价值取向和理解方式，提高大众的鉴赏水平，培养大众的审美趣味，有助于艺术作品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这个加深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被广泛地接受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这也要求批评与创作、批评与推广的互动，艺术批评的前置性，这项长远细致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实现，许多非直观性的认知，需要长远的行动思维模式来逐步改变。

德国的鲍伊斯就进行过艺术行为社会化、公众性的尝试，力求打破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大众的界限，重视的是创作的过程、行为和体验，而不是创作的结果。在其它领域的学者也在社会公共空间所做的“随手送书”、“免费午餐”等公益活动，在促进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在不具备平等对话前提的情况下，采取民间立场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体制以外的社会层面，去促进个体自主意识成长和建立公民社会做努力，从身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以实际行动的方式关注底层，通过开启民智和大量的社会工作，引导大众共同参与创造活动平台。民间机构的创造性工作对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和现代化有重要的作用。艺术批评也应该实现话语形式的转换，通过大众民间的传播方式，对艺术的内涵进行分析解剖，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起到为大众审美意识引领的作用，深入理解艺术作品，从而扩大艺术作品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最终使之取得社会的公认，对社会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在这个社会审美能力普遍低下的时代，艺术批评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现象，通过严肃认真地考察分析，向社会表达理性的评析声音，社会需要逐渐培养与建立起正确的思想学术体系与艺术评价方式，这是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有之责。对现实社会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艺术批评不能缩减为专业领域里的一种自言自语，或将独立批判精神拱手交给了权力和商业，成为权力的附庸，无论来自意识形态、商业意识，还是知识权力，都要高度警惕。现在社会整体，都迫切需要听到专家、学者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公共精神的建立，在于批评家深入社会，逐步融通个体审美趣味与之产生共鸣，共同构建、培育大众的文化诉求与自主参与。艺术批评是传播艺术新思潮、推动艺术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每个学者可以有自己个人的选择，但尽可能拉近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共同促进大众接受文化与公民意识，完成作为“人的建设”，这也是目前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否则所谓理性分析、学术研究，在思想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只是一句无意义的空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