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山石小提琴手77×59cm油画195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祖国的美术事业,当时国家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两种方针政策。从1953年开始派学生到苏联学习,1955年又请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来办油画训练班,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批美术专业人才。
自1953年至1965年间,由文化部、教育部派往苏联的美术专业(包括绘画、雕刻、美术史论、戏剧与电影舞台美术等)留学生共计30余人。
1953年,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李天祥、钱绍武、程永江、陈尊三共4人。
1954年,第二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林岗、全山石、肖峰、齐牧尔、周正共5人。
1955年,第三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罗工柳、邓澍、郭绍纲、王宝康、周本义、马运洪、冀晓秋、李玉兰(晨朋)、邵大箴、奚静之、李葆年、徐明华共12人。
1956年,第四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冯真、张华清、李骏、伍必端、谭永泰共5人。
1957年,第五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董祖贻、许治平共2人。
1960年,第六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曹春生、苏高礼共2人。
1961年,第七批派往苏联的美术留学生有:司徒兆光、王克庆(进修生)共2人。
除以上30多名留学生外,还有吕志昌、刘兴厚、周昆3名留学生是学电影美术的,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就读,李春是学美术历史及其理论专业的,在莫斯科大学就读。
国家派往苏联的30余位美术专业留学生中,11名是专学油画艺术的:罗工柳(高级访问学者,学制3年)、林岗、全山石、肖峰、邓澍、郭绍纲、冯真、张华清、徐明华、李骏、苏高礼、李天祥(本科6年)。6名是学习戏剧舞台美术的:齐牧东(进修生,学制3年)、周正、王宝康、马运洪、周本义、冀晓秋(本科6年)。5名是学习美术史论的:程永江、邵大箴、奚静之、李玉兰、谭永泰(学制5年)。6名是学习雕塑专业的:钱绍武、董祖贻、曹春生、司徒兆光、李葆年(本科6年)、王克庆(进修生,学制3年)。2名是学习版画专业的:陈尊三(本科6年)、伍必端(进修生,学制3年)。1名是学习博物馆油画艺术保管、修复专业的:许治平(进修生,学制3年)。上述留学生都在列宾美术学院就读。
留学研究生、进修生和大学生的选拔工作非常严格,他们无论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上都是高质量的,是祖国挑选出的精英。
留学过程中,他们接受了正统的学院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留学生回国后,进入高校从事美术基础教学和研究工作,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为人民、为大众的信念,努力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从南到北,各主要美术院校基本上都有留苏的老师,如从事油画教学的中央美院李天祥、林岗、罗工柳、邓澍等,中国美院的全山石、肖峰等,南京艺术学院张华清、南京师范大学徐明华等,从事雕塑的中央美院钱绍武、曹春生、司徒绍光等,学成回国后,他们都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脊梁,对以后培养新中国第二、第三代美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者
冯真临弗鲁贝尔《天鹅公主》油画142.5×92cm
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诞生后面临西方诸国的封锁,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接受我国派遣的学生。在美术教育方面,针对基础学科,特别是绘画造型基础薄弱的状况,当时国家采取了两大措施,一个是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第二是请俄罗斯专家马克西莫夫到中国来办了两年油画训练班。
中国民族绘画有自己的雄厚传统,但油画艺术较年轻,基础比较薄弱,同时20世纪基本是动乱的时期,没有油画艺术发展的稳定环境。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沉痛的灾难,人们面对敌人的刺刀,首先要为生存而战斗,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也不允许几年时间画一张油画。旧中国时期,有很多留洋归国的老先生,比如我的老师王式廓先生是留日的,战争年代连颜料也没有,在延安他只好用版画参加抗战宣传活动。油画艺术的发展在旧中国受到很大限制,只是在解放后我们的油画艺术才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的文艺和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大方向是一致的,给予新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张华清练154cm×86cm油画1961年
赴苏留学生的选拔与派遣
自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65年,美术专业类方面我们国家共派出30余人(包括美术史论、油画、雕塑、舞台和电影美术)到苏联学习,其中攻读油画专业者有11人。这批留学生是祖国挑选出的精英,都具有爱国和学习热情,非常用功,他们都以新中国一代青年代表的姿态,为祖国的艺术献身。虽然国内他们曾是美院的青年教师或者是优秀的美术干部,到了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后,大都改为从一年级开始学习,且成绩在同班中并不突出,甚至有的为较差者。经过刻苦努力,三年级大都成为同班的优秀学生。当时苏联的教授们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评价很高。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都在高校从事教学,他们在绘画基础教育,提高中国油画的基本功方面,促使了中国油画艺术整体水平的提高。
列宾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
我于1956年赴苏联留学,在列宾美术学院6年多的学习经历,对我艺术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的教学体制是六年制,用6年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年轻的画家。基础课程设置非常多,是学习的重点,从一年级一直到五年级,专业课每天3小时的油画,两小时的素描,每天都是如此。一个油画和素描写生作业要画4个星期,以长期作业为主,每学期大致完成4张这样的作业。每周还有两个晚上,学校设有祼体模特写生,有教授摆模特儿的姿势,15分钟换一个动态,全院学生自愿去学,自愿去画。留学生的任务是努力学习知识,学好苏联的油画艺术,把好的经验带回来,提高我们国家的艺术教育水平。在我们出国前,教育部一个首长形象地对我们留学生说:“派你们出去,好比是养一只老母鸡,你们回来要生蛋——培养更多的人。”另外,苏联的教育体制保持长久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这一点在当今世界教育界是特别突出的。苏联留学时,我在约干松工作室,一直是萨依采夫教授主持油画教学。20世纪70年代约干松去世后,画室改为“萨依采夫工作室”,他的助手是索柯洛夫,他曾作为约干松的助手画过很多历史大画。2004年我再次与他相见时,他已92岁了,但依然主持画室,每天去上课,此时画室已改为“索柯洛夫工作室”。俄罗斯对年长的学术权威人士一直留用,不退休,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使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学派能够完整地传授给下一代,也保证了这个艺术工作室油画艺术的风格特征、学术主张的传承性和延续性。2007年,我应邀参加以吴长江书记为团长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令人难忘的是在那天的晚宴上,有人向现任院长恰尔金(俄罗斯人民艺术家、雕塑家)教授问起,近50年来列宾美术学院的教学体制有何变化时,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说:“我倒想反过来问您,为什么要变革呢?列宾美院有250年的历史,有多少代卓越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专家,用自己的心血、劳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给了我们,这么完整的教学体系如果我们不去继承,那由谁来继承呢?”“要知道在当代,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丢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学他们的一套,我们坚决不答应!”他坚定地这样说。
我后来去了列宾美院几次,发现他们整个教学体制还是原来的,每年招生数额、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总体来说大的结构体系没变,但是水平相对来说不如50年代的水平。
留苏回国后的教学和创作
我们留苏回国后在高校里进行油画基础的教学工作,现在全国比较好的中年以上的油画家都曾在艺术学院里,受到过留学生直接的教育或间接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有深远意义的。罗工柳和全山石等,1960年回来参加了全国组织的革命历史画,他们创作的作品在全国影响很大。1962年我回国后,我的几件主题性历史画都是当时有关部门组织约定而创作的。说实话,由于我从幼年参加革命战争的经历,当时也很想画些历史画,但由于社会处于文革动乱,条件不允许。90年代前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时间少,也没有画室,居室很小,没有空间画大画。离休之后,依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集中去深入生活、关注普通生活中的事物,以人物肖像、风景静物画为主,对油画艺术的造型、色彩规律方面下功夫,进行研究,同时以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方法和理论根基,努力开拓东方油画艺术创作的研究。
我国并没有形成“苏式教学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评论美术教育,说“苏式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跟不上现代教学思路了……首先,我很不赞成“苏式教学模式”的提法。因为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体制与当时苏联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不同,虽然向他们学了某些教学方法,但没有建立起如他们那样的体制,或者说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苏式教育模式。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处在特定国际环境条件下,只有“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治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然不是,更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切模式。就我这个在国内美术院校学了6年,又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留学6年毕业,算是对两国教学系统教育深有体会的人,觉得上述这种牵强的说法实在站不住脚。也有的人把中国文革前的美术创作特别是油画艺术作品的单一化倾向,完全归罪于学苏联美术所致,持这种观点的不少人以逆反的心态,把一切不好的或者认为过时的东西归罪于事实上不存在的“苏联教学模式”,这不是客观、实事求是、历史地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
(庄燕琳采访,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