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济南时报》一篇报道的标题令人费解：《山东济南“万人坑”或成楼盘日本老兵无处叩拜》。1940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山东济南现试验机厂厂区内留下一座“万人坑”，曾经挖出过大量尸骨。中日建交后陆续有日本老兵来中国祭拜当年被杀戮的遇害者。日前“万人坑”遗址连同厂区土地将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开发商觉得纪念碑太碍眼，派人清走了。日本老兵很可能再无机会祭拜“万人坑”。

费解之处是：这些日本人很需要这块纪念碑，而我们中国人似乎不需要它;所以担心日本老兵无处叩拜，而不担心中国人无处祭奠?

报道说，在济南试验机厂看门人老杜印象中，几乎每年的清明节都有日本侵华老兵来此下跪、上香、叩拜，一跪就是大半天。他们来中国祭拜，不可能是日本政府派他们来的;他们自己若不想来，中国人也不可能让他们来。他们为何而来?为谁而来?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他们为他们自己而来，为谢罪、忏悔而来，为求得内心安宁而来，为复苏的人性而来，被他们内心的需求推动而来。

一般而言，作恶者才害怕看到自己的罪证，但是，这些日本人却年年要来。直面罪证，直面自己的罪恶，才能防止人再次变成野兽;所以他们需要万人坑遗址。就这样，1972年9月中日建交来的四十多年里，这个远在中国的万人坑遗址，渐渐成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心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开发商因纪念碑太碍眼派人把碑清走”——不愿意看到万人坑纪念碑倒是中国人。难道中国人不需要祭奠被侵略者残杀的前辈同胞?在安倍当局试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时候，我们反倒不需要这个历史的物证了?中国一直是以历史悠久为自豪的，一直有修史的传统，讲究以史为鉴，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历史往往得不到尊重呢?如果我们缺乏恰当的历史态度和历史理性，我们就没有能力发现历史与今天之间的血脉，历史为今天的生活输送养分的通道就会被阻隔，历史就只能存在于过去，尘封于书本、书库中，只能是死的历史，不能成为“当代史”，不能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助益。

前些天，看到网上有个帖子，质疑“鲁迅为什么从来不骂日本人”，反而跟日本人做朋友。不骂日本人，作为中国人，就是态度、立场有问题，是“政治不正确”。其实，《友邦惊诧论》、《今春的两种感想》等文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鲁迅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只是，鲁迅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态，而是说明应该珍惜中国青年的生命，不作无谓的牺牲。鲁迅要告诉人们的，恰恰是把“抗日”当招牌挂而被日军所杀的悲剧;但今天仍然有人觉得“表态”比生命——当然是别人的生命——更重要。我们的“表态文化”太发达了，发达到可以抑制其他更高、更重要的价值。

我们把很多东西当作“表态”的工具，包括济南这个万人坑及纪念碑。不需要表态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没有价值了。没有内心参与的“表态”，其实是表演，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是随时可以变换脸谱、改变立场的。济南万人坑及纪念碑也可以拿来做戏的，要演抗日的戏，就把它捧出来;要演“开发”的戏，就把它请(清)走。纪念碑落到要被“清理”的地步，不正好说明它过去被保留下来，仅仅是装了一个“纪念”的样子，早已在人们的意识中被“清理”了?这也意味着这段痛史已经没有刺痛人们的效用了，这是不是在“表态文化”中浸润得太久，对痛苦的记忆和感觉都麻木了?

在中国的济南以外，没有人跟这块纪念碑有直接的关系，似乎移到哪里都不合适。在中国之外，这些日本老兵看重这块纪念碑;如果把纪念碑赠送给这些日本老兵，他们肯定会妥善保存，以后哪一天我们也觉得纪念碑有价值了，或者想祭奠了，就去日本祭奠好了。但是，估计工厂看门人老杜不愿意把纪念碑送到日本去。他听说开发商要“清走”纪念碑，就把碑石埋在了地下。但是，一个或几个老杜，说了能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