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古建的种种努力，不“闹出点动静”，就难以得到上级和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于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文物古建，最受折腾。

最近，演员成龙在微博上表示，拟把自己收藏的4栋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一时间，舆论哗然：叹息古建筑多难者有之，赞同其为文化交流者有之，盼望其能留在国内者有之，责备成龙“不爱国”者有之，质疑文物外流涉嫌违法者亦有之……

就此，成龙回应说，自己不会做犯法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民族的事。徽派建筑的老家黄山市则表示，希望成龙能把古民居捐给徽派古建筑的故乡，当地愿意提供最好的地块、技术最精湛的工匠和相关经费支持。

古建筑“外捐”风波纷扰，这映照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在媒体关注下，这些古建筑或许会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但是，近些年，古建筑“外捐”暴露出的三十年文保欠账必须反思，警示无法回避。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浪潮之下，我们有过“无视”文保的惨痛教训：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一片片被认为“破烂不堪”“毫无价值”的古建筑化成废墟，施工架的起起落落中，一个个虽然灰头土脸却古韵深藏的老城换上“千城一面”的新颜……

当时，也是国内外“有文物眼光”者在中华大地上淘金的黄金时代，行走乡野山间，甚至靠一点轻工业品，就能换走老乡家里的罕见古玩意。缺乏法律制约，小至古梳、大至古楼，不少宝贝正大光明地流向海外。

我们不能苛求在经济贫乏之处为生活奋力打拼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凝结着文化历史价值的老东西的可贵；我们也不能充满道德优越感地指责为经济发展殚精竭虑的地方政府，在百废待兴之际，没有为文物保护放慢步伐。

正因此，我们更深深感激那些以自身努力，保护了每一座古城、每一条古街、每一座四合院的文物保护先驱者，并向其远见卓识致敬。

如今，经济发展，岁月变迁，公众和政府的文保意识正逐步跟上先驱者的步伐。文物古建的所有者“敝帚自珍”自不待言，社会公众也对看似“与己无关”的文物古建而鼓与呼。官方的文保理念也逐步从单个的文物、文物保护单位扩展到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

可是，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主政者从政绩考核出发，把文化保护看作“锦上添花”的“花钱”事，一旦遇到经济需要，还是不由分说地要求让路。尽管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立法日趋完善，仍难以阻挡各地破坏文物的新闻频出。

更为与时俱进的现象则是，一些地方将文物保护在内的“文化”视为发展经济的平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甚至无视文物保护的自身规律，以发展文化产业为名，对当地的文化资源、文物古迹大肆涂抹、胡乱折腾。这也就有了争夺“西门庆故居”的滑稽戏，有了“拆真宝贝，建假古董”的闹剧。

于是，一处处颇有价值的文物古建，往往只有成为新闻热点，才能引发重视，受到应有的保护。而地方政府保护文物古建的种种努力，不“闹出点动静”，就难以得到上级和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于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文物古建，最受折腾。“成龙捐楼”新闻火热背后，文物保护的真实境遇之悲凉，正在于此。也因此，甚至导致公众产生“好东西还不如放在国外”的激愤和无奈。

如此种种，无非是把文物当做了普通的经济发展资源，而没有正视“文之为文”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价值。政府理应反思，怎样的考核机制才能为文物保护撑起一杆真正的保护伞？一条条文保的法律红线，如何能扼制住非理性决策的冲动？公众也应思考，自己在围观新闻激昂评点之外，能为文物保护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