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当代艺术批评家、理论家及策展人，被西方媒体称作“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他为“八五运动”的传播和组织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波普艺术上世纪60年代起源于英国和美国，后来成为流行世界的艺术潮流，它产生于消费文化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背景中，而波普艺术的大众、通俗和流行性特征，正是从消费文化反讽模仿来的。对于欧美大众，如今的波普艺术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艺术样式了。所谓政治波普，即政治的波普化，即毛泽东时代的神性政治形象，被变成一种通俗、流行、幽默的日常形象。《政治波普——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是我1991年到1993年陆续写的一些文章标题。作为一种艺术潮流，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陆续并普遍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艺术潮流，这个潮流借用波普样式，多在对西方商业符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形象的处理中，呈现某种幽默与滑稽的意味。它实质上可以作为冷战结束的一种心理象征，标志了由于西方强大的商业文化对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重创，在艺术家的心理上产生的政治荒诞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捷克艺术家米兰·孔克(MilanKunc)、前苏联艺术家亚力山大·克索拉伯夫(AlexanderKosolapov)及列昂尼德·索诺夫(LeonidSohov)等，首开了政治波普的潮流，而且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可口可乐等商业符号去调侃政治形象，如列宁、斯大林、镰刀加斧头的共产党徽标等。

政治波普出现在封闭更甚的中国，则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与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亵渎革命领袖的社会背景不同。在中国，政治波普作为前兆，是伴随着一场社会上的“毛泽东热”兴起的。1988年，著名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王广义、余友涵、王子卫都开始了他们的毛系列作品。1991年、1992年两年间，大量昔日的“毛泽东歌曲”突然重新在社会上流行，各种版本介绍毛的书进入市场，毛像及语录被印在一些商品上和T恤上。它反映了一种比前苏联和东欧更复杂的社会心态，既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毛时代情结”——即包含着一种对辉煌毛时代的怀旧心理，用以往的神去玩笑当下现实的意味，又表现出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反讽幽默。这是长期生存在禁锢的意识形态中形成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即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使毛及其他政治形象具有了反讽意味。有人认为政治波普中大量使用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象，是没有时效的符号，只是一种文化记忆。其实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方式，重要的不是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形象的本身，而是以什么方式来使用这些形象。这如现成品在艺术中改变了他本身的特性一样，因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了它，他把一件日用品摆出来，赋予新的标题和观点，使其原本功能丧失，并发现新的思想”(杜尚1917年对《喷泉》的解释)。无论是政治波普，还是社会上的毛泽东热把毛泽东变成了波普符号，而长期被神化了的毛泽东，恰恰是由于这种波普符号化——即在商业和流行化中被消解了。只是对于艺术家，政治波普是个自觉的创造，而毛泽东热是商业大潮冲击下的不自觉行为而已。

波普在中国近十年现代艺术运动中的流行，已是第二次了。1985年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在北京开展后，中国各地的艺术界迅速掀起了波普热。但从作品看，当时的艺术家其实更热衷于从劳申伯格那里学习如何使用现成品，即波普热使中国艺术借鉴波普的过程中，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场达达运动。这种语言的误读或变异，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和艺术背景的“革命情绪”造成的。美国波普早年也被称为“新达达”，作为达达的继承者，由于1960年代美国消费文化的高度发展，让美国艺术家不可能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种革命心境，却能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继承了达达艺术现成品的语言方式，并创造了波普艺术。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批判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热潮，青年艺术家正处在革命的心境中，反而从劳申伯格的波普作品中挖掘出了达达，或者说从达达的角度接受了劳申伯格作品中沿用的现成品方式，而忽视了波普艺术倚重流行性和大众文化这个基本语言法则。1989年之后，消费文化席卷中国，带给社会尤其敏感的艺术家以流行、大众、通俗化和不确定性的新刺激，使他们自然选择了波普的语言方式。

政治波普明显受到美国波普尤其沃霍尔的影响。但其创造性在于：其一，美国波普的语言特征把流行形象强化乃至“神化”；而政治波普的创造性恰恰是把神性的形象俗化、幽默化。其二，美国波普关注的是当下的流行形象，而政治波普则多把文化记忆——最能代表革命时期的形象诸如列宁、毛泽东、共产党徽标、红五星的记忆，与当下流行形象混杂在一起。如亚力山大·克索拉伯夫的《列宁可口可乐》(LeninCocaCala)；王广义的《大批判》中的“文革”工农兵大批判形象与商业标志，如可口可乐；张培力的《健美》中，革命时期的焰火与流行文化的健美形象。而且当时曾有一盒名为《红色摇滚》的歌带流行于世，其中不少歌曲的处理是把一些商业广告的曲调揉进革命歌曲中，与美术作品的处理手法有惊人的相似。其他政治波普画家亦多显示此种语言特征，或并置，或置换，或混杂。这个特征正是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当下文化情境所造成，即文化发展不均衡，使“文革”、“后文革”、农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各种文化影响，几乎都并存于当今的文化时空里，而且价值观的流失，也造成各种文化记忆与现实印象的多元混杂和无法选择性，而被挤压于当今商业大潮中，政治情结亦即在这种“即时消费”中被消解。其三，美国波普把“俗”形象变成“雅”，作品呈现严肃和正经；中国是把“神”变“俗”，作品多呈现玩笑与幽默。

另一方面，波普也是一种中国艺术向欧美艺术在语言上借鉴的结果。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中开始和发展的，但是，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当代艺术所依赖的开放背景，不是今天全球化意义上的开放背景。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向西方的开放，不是指在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当代艺术的交流，而是向过去100年的欧美现代美术的历史学习，即它所借鉴的西方现代艺术语言的大致范围是：1979年-1984年，自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1985年-1989年，超现实主义、达达、波普等等。不少艺术家在语言上几乎是一个潮流一个潮流的去试验。

如今，政治波普几乎成为中国大众尤其网络上调笑政治的最普遍方式，随时随地，我们都会看到听到那些文革乃至时下的政治口号或图像，被大众或网友以嘲讽甚至自嘲方式转变成一种幽默的形象或口头禅。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种表达，除了愤青式的发泄，或许它已经成为人们最无奈也最轻松的自我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