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在进行创作

近日，曾一度引起人们关注的混搭风雕像“大背头”又传出要改为“九龙宝瓶”，再次引发公众的热议。

另类雕塑争议不断，也给我们的城市发展提出了这样的思考题——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我们该怎样打造城市的公共空间?

“城市文化要懂得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教授的话，一语中的。

吴为山的办公室里，摆满了雕塑。

 

 

“这只是一小部分作品，我的工作室里作品更多。”

他摊开双手，右手大拇指比左手大拇指长约1厘米。他说，这是“干这行的赏赐”。

就在采访开始前，吴为山收到一份传真，是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发来的，说他的雕塑作品“达·芬奇与齐白石的对话”被罗马威尼斯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这是这家始建于1455年的博物馆第一次收藏亚洲雕塑家的作品。

对话，就从这个雕塑作品开始——

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很多年轻人居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大科学家

做这些雕像不是冲着名和利，而是听从着文化理想的召唤。

一个没有脊梁的国家、一个丢失了灵魂的国家，是不会实现真正腾飞的。

记者：为什么将齐白石和达·芬奇放在一起?

吴为山：“超越时空的对话”是我给这组雕塑起的名字。我的构思是齐白石与达·芬奇分别立于船的两头，同在人类历史漫漫的长河中泛舟。一叶扁舟，载着中西艺术大师的精魂，跨越东西文化的鸿沟，遨游于时空之中，让他们达到艺术境界上的相遇、相知。

记者：在塑造这两位大师的形象之前，您已完成了数百尊中外文化名人的雕像，得到了包括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科学家杨振宁、著名雕塑家熊秉明等人士的高度评价。给名人雕像对您意味着什么?

吴为山：我做这些雕像不是冲着名和利，而是听从着文化理想的召唤。我喜欢我塑造的那些人。通过做这些雕像，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在与大师们对话、交流。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搞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它们真的有了生命，大师们用智慧、哲思和品格给了我很多启迪和指引。

记者：创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与大师们“精神对话”的过程。

吴为山：既是跟历史文化名人对话，也是跟历史、跟时代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静静地走进大师们的时空，走进他们的心灵。

 

 

记者：当初是怎么想到进行名人雕像创作的?

吴为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很多年轻人都崇拜大款、崇拜明星，而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家、科学家，还有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人们提得越来越少。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有一次杨振宁先生跟一位歌星乘坐同一班飞机，很多发烧友到机场去接那位歌星。有人提到杨振宁先生也在飞机上，那些发烧友就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

唱什么歌的!他们居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大科学家!

记者：这样的社会现实刺痛了您?

吴为山：那种感受很不好。当时就觉得社会在转型期太需要树立丰碑了，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精神。这种精神，它一定不是西方的精神，而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精神。怎么呈现这种精神呢?就要靠那些真正的民族脊梁。一个没有脊梁的国家、一个丢失了灵魂的国家，是不会实现真正腾飞的，更不可能在世界上获得由衷的敬意。所以，我就想用我的手塑造一批对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人、科学家、思想家的形象，给人们一些提醒、一些教益。

公共空间不是实验场，不能孤独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城市雕塑不是点缀，而是一种凝定的精神坐标。

不要只望着西方的背影，也要迎着西方走。

记者：近几年来，我们的一些城市雕塑不但缺少您说的“提醒”和“教益”的功能，甚至有的作品还丑得不堪入目。有人说中国雕塑陷入了“审丑”怪圈，您怎么看?

吴为山：现在的审美价值比较多元，人们的审美有不同标准。艺术家创造的美，往往是由他(她)个人的艺术审美决定的，不一定符合大众审美。所以有些雕塑作品，艺术家认为是美的，但老百姓认为很丑；城市管理者认为是美的，可能艺术家认为很丑。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雕塑是美的?

吴为山：首先要有健康向上的审美意识，在形式上要一目了然。城市雕塑是放在公共空间里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应该让人第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什么。但只有一目了然也不行，还要回味无穷。城市雕塑不是点缀，而是一种凝定的精神坐标，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记者：这里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有的作品太直白，让人觉得看一眼就够了；还有一些作品太抽象，让人看了一头雾水，回味半天也不知所云。

吴为山：抽象在中国并没有深刻的传统，如果只是把抽象的、几何化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表面形式照搬过来，根本体现不了中国雕塑的时代精神。中国雕塑的时代精神应该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创新精神的结合，它在雕塑艺术上的体现应融合写实与抽象的写意精神，它与中国哲学、绘画、书法一脉相承。

记者：更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

吴为山：对。还要雅俗共赏。雅并不是要让人看不懂，艺术家不能把城市公共空间当成自己的实验场，不能孤独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俗也不等于是低俗，要符合人们普遍的审美情感和审美需要，但又不能平庸。

记者：现在确实有一些雕塑很平庸，比如好多学校里都摆着“一本翻开的书”，开发区里多是“托球”、“丝带”、“浪花”这样的雕塑景象，让人很难产生共鸣。

吴为山：城市雕塑一定要活在当下，要关注现实。现在有的城市雕塑在题材上还有个问题，就是把一些封建的文化现象翻新，说成是传统文化。比如，不管城市的历史如何，都在商业街上立个穿长袍马褂拉二胡的人物雕塑，或是塑个算命先生的像。还有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人家，门口都摆两个石狮子，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起码有传统文化的痕迹嘛。但这些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能生硬照搬。

记者：要把传统文化的痕迹和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分开来。

吴为山：还要注意另一种区分。虽然城市雕塑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是舶来品，但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表达。现在有不少城市雕塑就存在这个问题，崇洋得不得了。比如本来很好的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住宅小区，却把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直接“搬”过来，感觉这样就洋气了，就国际化了。其实这些雕塑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它们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土壤，也只能成为呆板的塑料花，而成不了有根的生机之花。

 

 

记者：艺术品也要接地气。

吴为山：创作应该考虑人们最朴素的情感需要，而不是强加于人，成为人们精神世界里一个突兀的“天外来客”。要向西方人学习，要向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学习，但不要迷信。

记者：作为一位东方艺术家，您的很多雕塑作品都被雕塑的故乡——西方的一些博物馆收藏，在这样的艺术交流过程中，您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

吴为山：早期的艺术探索，我也曾走过弯路，一味模仿西方的艺术，忽视了雕塑艺术的民族性，结果就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方位，反而被西方人轻视。

西方文化不等于先进文化，不能靠翻版西方文化获得所谓的世界性存在，也不能把西方流行的文化作为我们学习现代文化的唯一资源。不要只望着西方的背影，也要迎着西方走，要有这种文化自信。

多花一年时间在一个作品的创作上，这个作品就可能多活一百年，为什么不用这一年换取那一百年呢。

要尊重创作的规律，不能“大跃进”。

政绩冲动不仅在雕塑上存在，在建筑方面也一样，很容易千城一面。

记者：除了您刚提到的问题，还有哪些因素容易让城市雕塑给观赏者留下丑陋的印象?

吴为山：城市雕塑的效果如何，要考虑很多因素。雕塑的题材、造型要和空间相匹配，比如休闲广场、政府大楼和学校门口，雕塑的内容和风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身边出现了那么多怪的、丑的作品呢?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思想性不足，或是创意不够，还涉及创作过程的每个环节。另外还可能与我们选择的工艺、塑材本身有关系。塑材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它要和造型融合在一起，你用不锈钢做一个闪闪发亮的孔子，就不太合适。

 

 

记者：现在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城市不是为了审美而雕塑，而是把雕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标准配置?

吴为山：确实有为了雕塑而雕塑的情况，个别地方还存在权力审美。有时候可能就是某位负责人一时有了个什么想法，就马上叫人做出来，也没有很好地去研究、去论证，就像有些农村妇人，刚把儿媳妇娶回来就急着要抱孙子。

记者：浮躁的社会心态给作品打上的也必然是浮躁、功利的烙印。

吴为山：很功利，因为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很多作品，艺术家恐怕也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沉淀，来不及创新。做雕塑是个慢活，要尊重创作的规律，不能“大跃进”。

记者：我们的社会似乎得了一种“等待焦虑症”，很多事情都等不及。

吴为山：还是要有耐心，要安静地等待具有精品价值的作品出现。城市雕塑被放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里，不仅是给当下人看的，更是给时代、给未来看的。现在多花一年时间在一个作品的创作上，这个作品就可能多活一百年，为什么不用这一年换取那一百年呢?

记者：“城市雕塑热”有时也源自于“政绩冲动”，这种冲动助推了山寨盛行，比如在很多城市，我们会看到似曾相识的雕塑。

吴为山：所以，要强化城市的科学管理，搞项目必须要论证，要有专家委员会评审，要有规划、资金的保障和时间的科学安排，还要充分借助专家集体的智慧。否则，这种政绩冲动不仅在雕塑上存在，在建筑方面也一样，很容易千城一面。艺术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可以吸纳好的东西，但不能放弃它的原创性。

没有境界就没有美，境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一块石头的欢乐与哀愁，与我们何干?

展现的不应该仅仅是历史的定格，或是文化的横截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价值观。

 

 

记者：您觉得形成“千雕一面”的局面，根源在哪里?

吴为山：盲目跟风就说明缺少思想，还没有抵达应有的境界。城市雕塑不是简单的模型，它的背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在一座城市里的投射，它的存在空间既是看得到的人们生活的现实空间，也是看不到的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空间。雕塑家要同时关注这两个空间。

就像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的，“艺术家要让自己塑造的人物真正成为艺术品，要让它富有生命力，活起来。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一块石头的欢乐与哀愁，与我们何干?”

记者：雕塑也是有生命的。

吴为山：对，雕塑不是冷冰冰的，没有血肉、没有情感的东西。作为雕塑家，更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用民族精神去唤起凝聚年轻一代的力量。必须要有这样的境界，没有境界就没有美。境界对艺术作品来说，对艺术家来说，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记者：说到境界，让我想起您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做的几组雕像，很多人评价这个作品不仅让人们触碰到了苦痛，也生发了对和平的向往。

吴为山：遇难同胞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很多是妇女儿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同胞们在那种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刻画出来，让他们向全世界的人们诉说。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刻意回避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比如我会用母亲怀抱着死去的孩子来表达绝望，这不仅是现实的描写，更会带来心灵的震动。古代西方人讲做雕像往往是要复活那些死去的灵魂，我的工作也是一样，我要让那些死难的同胞站出来讲话。

 

 

记者：好的作品是会触及灵魂的。

吴为山：所以，城市雕塑和公共文化空间所展现的不应该仅仅是历史的定格，或是文化的横截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价值观。文以载道，我们创作的艺术作品就是要向社会、向人类、向未来展示我们的价值观，而艺术作品一旦呈现在公共空间就变成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价值观。艺术家要有担当。

城市文化要懂得人，要懂得人们的内心和情感

一座城市的价值不只在于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更在于它的文化。

流动的文化对城市来说也很重要。

记者：城市雕塑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表达，除了雕塑，还有很多方式可以美化我们的公共空间。比如前不久有位大学生在街上的树洞里画了很多画，让原本丑陋的树洞给人们带去了美感。您觉得美化公共空间，关键是什么?

吴为山：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像交响乐章一样，结构上有高低起伏，功能上合理分布，还要承载城市的历史文化。另外，我们今天的建筑、雕塑、街道和我们城市的自然风光、山脉、树木、湖泊之间，也都应该有机地融合。一个公共汽车站、一个扶栏、一只垃圾桶、一个灯箱，都是城市的家具。它们的设计风格和城市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都要相契合。

一座城市的价值不只在于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更在于它的文化。城市文化要懂得人，要懂得人们的内心和情感，这样才会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雕塑出好风景。

记者：雕塑是一种静态艺术，动态的公共文化活动是不是也要和城市相适宜?

吴为山：流动的文化对城市来说也很重要。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节，有的搞服装节，有的搞旅游节，等等，这些都是流动的文化。这种文化要和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相关联，比如上海是个现代的城市，搞些现代设计放到上海就比较合理，但如果把一个现代设计放到不太发达的、相对封闭的地区去，虽然这个地区也可能有它的现代性，但是和放到上海的效果就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