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标准，当代哲学家、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陆兴华有他独到的见解：好的当代艺术作品需要最大限度地推翻、破坏我们时代的对于什么才是好的当代艺术作品的标准。

“什么是好的当代艺术？”，在目前的上下文中，这问题将被转换成：一次当代艺术行动，怎样才算“好”？

“好”这个评价，在当代艺术场域，会有几种面值？创作艺术家本人认为的“好”？艺术家团体认为的“好”？大众媒体的或路过的观众认为的“好”？基于艺术史纵向评比得出的“好”？基于同行评审得出的“好”？基于市场销售比出的“好”？还得加上评论家认为的“好”？哲学家论证的“好”？这些面值之间，可通兑？下面要说的，将是某个当代哲学家所奉行的衡量一个当代艺术行动的“好”或“不好”的标准。

在当前里制造出“当代”

一次当代艺术行动，怎样才算“好”？我要根据我个人的审美标准、对艺术史的了解、对当代艺术-政治的理解和期待，来举出一些能测量出它的“好”的标准。我其实也努力汇集来自过去、各国、别人的各种审美标准，当作背景，来衡量这个“好”。我说出“好”或“不好”时，也是在舞台上演戏，布景是我默识的身后的那些传统。

不过，在此之前先让我自问自答那个大问题：什么是好的当代艺术？答：在我们的当前里制造出某一个“当代”的艺术，才算好的当代艺术；不是要制造出一个当代艺术作品，而是要弄出一个新的“当代”，塞进我们这个充满共识和景观的当前，使之瘫痪、失灵，吊销，重框并重新汇聚它，弄出一个新的时代；它要使我们生活于一种新的时间中。只要在我们的当前中制造出了“当代”的，就是好的当代艺术。

一次当代艺术行动，怎样才算“好”？这相当于问：一次当代艺术行动要怎样，才像当代艺术的样子，才达标，才“好”？一次当代艺术行动，如何才能成为一种好的当代艺术，在这个当前里制造出某种“当代”？

推翻原有的标准

我们已缩小了论证范围：当代艺术是想要制造出“当代”的艺术；它要架空我们的当前，使我们活到一个新的时间中，不被全球资本主义的时间垄断和统治。一个当代艺术行动如果是“好”的，就必须同时也架空、悬置或推翻甚至取消我们原来的关于什么才是好的当代艺术的那些标准。推翻后，原有的关于好与不好的标准，也将从此不适用。一次好的当代艺术行动，是自我立法的，每次重新立法的，次次独特：是一次神圣的暴力，是偶像破坏式的，推翻和建立同时完成；因其独特和尖锐，它最终才由美术馆和档案馆来登录和保存。

一次好的当代艺术行动，其地位并不由收藏品或被收藏艺术家之间的排名先后来决定。一次好的当代艺术行动结晶为一个被收藏的艺术作品、艺术计划和装置，都是人类的乌托邦计划之一，是与其它的乌托邦计划一样“好”，一样“伟大”的。在讨论一个当代艺术行动好还是不好时，我们必须奉行这条审美平等原则。

在本文的语境里，这条审美平等原则可被表述为：人人都应该去艺术得一样好，一样进入自己的“当代”，先进入，才是最重要的。像哲学家尼采所说，人人在自己的命运的后半程，其实都应该拿出艺术家的风范，将自己的命运弄成一出伟大的悲剧。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将艺术与政治、科学和爱情并列，将它看作是当代主体进入自己的命运轨道的四个入口之一；先艺术起来，才有艺术行动的好或不好；好与不好，不是作品的好或不好，而一个生命或命运作为作品的好或不好。所以，让我们将当代艺术与人类的其它三个命运轨道作一次类比：艺术真的艺术了，很艺术了，艺术得很好了，那相当于，在政治里，发生了革命，在科学中发生了像相对论或量子力学那样的认识论漂移，在爱中发生了欲望的解放。一次当代艺术行动，应该像一次爱的行动，一次科学的实验，一次政治计划，是冒险；一次好的当代艺术行动，是更深、更义无反顾的冒险？

诸众的联合手段

一次好的当代艺术必须同时亵渎和占领。它必须成为诸众的联合手段，实验着，去抵抗、架空帝国。它将人民召唤到艺术装置内，自己展示给自己看，从自己身上获取信念和力量，自己给自己加上灵晕，获得一种新的集体呼吸。一次好的当代艺术行动是艺术家个人的主权式自由的产物，是要在国家空间内自由地另搞出一个主权空间；艺术家的主权装置是另一个国家。艺术家想邀请我们到她的国家中去。她说她会给我们重新立法。她让我们重新成为人民。

但她只能在别人的国家内来搞她的国家。所以，她只能把这个国家做成装置，我们称其为艺术装置，其中包括了：艺术家个人的作品，各时代的作品，同时代人的作品，尤其还应该放进那些无名他者的作品，以及艺术家所邀请的各种当代现成品。

在这样的艺术装置里，艺术家不应将观众当作一个个个人，而应该当成她的“人民”。在这出场于美术馆展览空间里的几十个人身后，我们看见了编织进所有人的那张诸众网络；艺术家声称要将这样的诸众邀入她的艺术装置中，虽然她得到的观众只是这么几个。她在一次当代艺术行动中使观众成为人民。

陆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