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焦萌

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 1881~1973)

西班牙著名艺术家，现代艺术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代表性人物，一生创作风格多变。

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大红大紫的毕加索，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演艺界，曾经有刚出道的小影星碧姬·芭铎(BrigitteBardot)希望能够成为毕加索的模特，但毕加索没有选择她，为了能借点光，她按照毕加索当时的模特为自己造型，即便这样他也能一炮走红，可见毕加索的影响力之大，只要能沾点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无疑是最具偶像气质的艺术家之一，著名街拍博主斯科特·楚门(ScottSchuman)表示，毕加索就像一个领导者，他是最早把自己打造成为品牌的艺术家，他在镜头前毫不羞涩，双眼炯炯有神，好像一个斗牛士，他就这么站着，从着装到手持香烟的姿势，都散发着偶像气质。1950年，毕加索开始穿着法国布里多尼人的那种水手服，这种着装很快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随即条纹衫成为一种时尚，就连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也是其追随者，曾穿着同样的条纹衫，1960年代，走红后的安迪说，“我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艺术偶像，知道我看起来像谁吗？”答案正是毕加索。

毕加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自己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50岁的时候他已经闻名世界，只要是他的作品都能卖大钱，大家都说哪怕是一块废布料，只要是毕加索的，都比钞票值钱。魅力无限、异国风情、日光浴，高卢烟……毕加索成了生活情趣的代表。现如今仿佛什么东西只要能跟毕加索搭上边就能产生价值，其独特的签名被演化为一种字体被商家用于商标，甚至有商家直接用“picasso”注册，雪铁龙将一款家用MPV(多用途汽车)命名为毕加索，尽管毕加索可不是居家好男人的代表。

毕加索的父亲虽称不上是一个好画家，但绝对是个好老师，他的绘画技法基本上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据说，毕加索在还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画画了，他学会的第一个词是西班牙语中的“铅笔”，他拥有非凡的天赋，能够描绘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12岁所绘的石膏像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孩子所为，16岁的他前往马德里一家颇具声望的艺术学校学习，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对古代西班牙艺术大师委拉斯贵支(Velazquez)作品的临摹，他似乎已经触及了绘画的真谛，但是出于对学校氛围的不满，他在那里仅学习了一年就离开了。

纵观毕加索的一生，其艺术在不同的风格中转变，就像演员在不同的角色间转变，而在每次画风变换的背后，几乎都有巨大的情感变化作为背景。离开马德里的毕加索去了巴塞罗那，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教授艺术，在那里他结识了诗人卡洛斯·卡萨吉玛斯(CarlosCasagemas)，二人成为至交，两人还共同前往艺术之都巴黎。在巴黎，许多艺术家、诗人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流浪汉们消沉在苦艾酒中，这里也是恶之都，有成百上千家妓院，毕加索在巴黎沾染了许多恶习。来到巴黎的卡萨吉玛斯并不如意，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孩儿，整日借酒浇愁，非常苦闷，最终卡萨吉玛斯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自己的好友包括那个女孩约到了他们常聚的酒吧里，说自己将要离开巴黎，向大家告别，就在这次聚会上，卡萨吉玛斯突然站起来掏出枪，射向女孩，虽然女孩躲过了这一枪，但卡萨吉玛斯朝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这一幕对毕加索的打击太大了，卡萨吉玛斯的去世带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悲伤，绘画是他发泄的出口，从此毕加索的艺术进入了我们所熟知的“蓝色时期”。

这一时期卡萨吉玛斯经常出现在他的画面中，孤独和绝望似乎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的东西，虽然画面中仍有古典主义的影子，但此时的毕加索开始用颜色来诠释内心巨大的悲伤，而不仅仅是描摹自然事物。虽然蓝色不是因为毕加索才成为忧伤的代表，因为蓝调音乐出现的更早，但毕加索却深深地影响了爵士乐的传奇人物米勒·戴维斯(MilesDavis)，其第一张专辑的名称就是BluePeriod。作家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Williams)曾撰写过一本关于蓝调音乐对现代生活影响的书，他认为“蓝色时期的创作非常重要，蓝色对20世纪的影响非常巨大，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文学上，爵士音乐家米勒从小到大都爱演奏蓝调”。KindofBlue是米勒最受欢迎的绝世音乐专辑之一，在其另一盘专辑里，吉尔·伊文斯(GilEvans)特意为其写了一支曲子“BluesforPablo”，我们可以确信Pablo就是毕加索。“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毕加索的‘蓝色时期’，音乐应该可以和画交相呼应。蓝色是20世纪的专属色”，威廉姆斯说。

“蓝色时期”持续了3年，迁居吉普赛的毕加索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费尔南德·奥立维(FernandeOlivier)，从此毕加索的画风转向甜蜜的“玫瑰时期”，这一阶段创作的《拿烟斗的男孩儿》在拍场上价格已经过亿。同时，在他的画面中也常出现诸如马戏团演员这种社会边缘人物的角色，而这些画作也颇受藏家欢迎，这使得毕加索摆脱了贫困。当然此次的画风转变，还称不上革命性的改变。

1906年到1907年，一年之间，毕加索的画风就从《引人马》那种接近古典神话似的风格，转变为《亚维农少女》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风格。这种转变源自1906年毕加索在卢浮宫观看的早期西班牙南部雕塑展，沉重突出的眼眶，超大笨重的耳朵，为毕加索艺术探索提供了新方向。在此后的艺术实践中，那种粗野、原始的力量令毕加索着迷《亚维农少女》描绘的是5位妓女，毕加索完全打破了19世纪的艺术传统——即便是描绘妓院，也应当精致文雅，极为克制。在毕加索的笔下，他在妓院感受到的腥臭味、赤裸裸的肉欲被表现了出来，5个妓女犹如怪物，令人毛骨悚然。

在毕加索此后的绘画中，立体主义风格愈加明显，传统的主题，支离破碎的画面，他逐渐将传统的表现方法完全抛弃，碎裂拼接的过程就已经是作品的完成，画中所描绘的对象彻底溶解于色块中，这种将实物完全变形的画法非常前卫且刺激。这些尖角和线条的感觉就像数学、技术和科学，与当时的现代社会合拍，画作收到了商人和藏家的追捧，这种感觉慢慢充盈了整个二三十年代，给其他领域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在立体主义之前，室内装潢所流行的是彰显富裕奢华的风格，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现代感十足，立体主义无处不在，毕加索激进的风格彻底改变了主流设计观，可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几何形建筑都是受立体主义的影响。同时期的时装设计师对他的作品同样感兴趣，维多利亚时期的衣服都是窄小的，20世纪初，服装从过去的束腰、束胸、沙漏状的时代瞬间变得现代了，立体的图案，暗哑的颜色，犹如将立体主义画作融入其中。艺术家如何诠释现代生活正是其他领域的设计师们所想要了解的。

1997建成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个典型的例子，它在落成之日遭到诸多非议，原因之一就是该建筑的设计灵感源自毕加索的《手风琴》，类似的建筑还有很多。建筑师拉塞尔·布朗(RussellBrown)认为，这种立体主义风格的建筑更像是雕塑，它对现代艺术的实践远大于传统建筑学。1912年毕加索的另一项创新也给艺术界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他开始将一些诸如布料、报纸之类的东西粘起来，缠绕在画布上，第一次把拼贴图案作为艺术。随后，他又开始了用日常用品和金属废料进行雕塑创作的实践。他又一次引领了潮流，当然这也得益于那些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这一创作方法的借鉴，英国最受欢迎的雕塑家安东尼·卡洛(AnthonyCaro)就善于像毕加索那样利用金属材料拼合创作，他的雕塑《毕加索之后》就是一件这样的作品，他试图用雕塑的形式去表现毕加索的绘画。

一战的爆发中断了毕加索的艺术实践，战争期间他结识其第二任妻子，芭蕾舞演员奥莉嘉·科克洛瓦(OlgaKhokhlova)，广善交际的奥莉嘉很快带着毕加索融入了巴黎上流社会，他们经常度假的海滩因为毕加索的经常光顾成为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天去法国南部度假成为一种时尚。不过这个专制的老婆并不适合毕加索，而所谓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也不是毕加索所向往的，二人的生活让他越来越抓狂。内心的不满最终在画作《三个舞者》中得到发泄，激烈的色彩，扭曲的身体，犹如梦靥般的诡异。不过毕加索的情感彻底得到释放是在创作《格尔尼卡》的时候，1936年他的家乡因内战四分五裂，《格尔尼卡》描绘的是1397年4月共产主义领导的格尔尼卡小镇被德国法西斯空军飞行队炸毁的惨象，创作这幅30平米的巨作仅用了6周时间。这幅呼吁和平的反战作品在二战爆发前夕被频繁借展，以支持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如今，《格尔尼卡》已经成为反战的象征，每当反战的抗议发生，就能看到它出现在横幅和张贴画上。

毕加索与和平的关联不止于此，我们现在熟知的和平鸽形象也是出自他之手，他设计的和平鸽被用于1949年的世界和平大会，该设计的原型是马蒂斯送给他的“鸽子”，后来毕加索又简化了这只鸽子，简洁明了的形象成为了全世界通用的和平标志。

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大红大紫的毕加索，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演艺界，曾经有刚出道的小影星碧姬·芭铎(BrigitteBardot)希望能够成为毕加索的模特，但毕加索没有选择她，为了能借点光，她按照毕加索当时的模特为自己造型，即便这样他也能一炮走红，可见毕加索的影响力之大，只要能沾点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