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大箴

劳伟先生在他的《初月集——菊翁劳伟书画集》后记中写道：“曾几何时，岁月流逝在茫茫幽谷之中。我一病二十年，风华隐约一线天，人生溪流黯然失声，使人看不到也听不到，这生命之溪还在流淌吗？是的，还在流淌——这就是与生俱来伴我而行，不离不弃的笔墨清流之气韵！”这里，劳伟以悲欣交集来形容自己迈过生死之坎，用不离不弃的笔墨清流之气韵概括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历程。

劳伟的祖籍在物华天宝、水土丰沃的浙江余姚。1938年上海沦陷，劳伟的父亲离开当时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社来到昆明工作。1943年，劳伟出生于昆明。5岁时，父亲就给他讲述王羲之父子写字的故事，这是在他心中播下最初笔墨点线的种子。随之在父亲的指导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临帖数十载，苦练勤学，长期潜心研磨于书圣名迹法帖，掌握了娴熟的技法，具备了深厚的功力。他的书法以秦汉、魏晋经典为根基，吸收唐宋诸家精要，工隶、草、楷、行等体均能，着力于草书、行书。草书作品笔意奔放，体势连绵，结体生动，线条苍劲奔放，骨力洞达。他的行书造诣尤高，作品笔力劲健而放纵，开合有度，气势雄浑豪壮，如行云流水。劳伟运笔多以圆笔为主，自然灵动，颇得金石韵味，点画的张力和律动刚柔相济，顿挫分明，雍容大雅，形成了他独特的工稳遒劲而又舒展豪放的风格。对于劳伟来说，传统是根基，创新是目标。他说：“只有把老祖宗学好，才有倾诉的能力。”同时只有创新才是书法艺术的生命之本，才能体现出“古质今妍”的风貌。劳伟多年研习和历练，即使在病痛中也用书法伴随，他深信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汉字，而中国艺术的精髓是书法。他的草书长卷《香如故》、《醉翁亭记》、章草《步出夏门行》和行书长卷《桃花源记》、《岳阳楼记》，既洒脱俊丽，又庄重华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长卷，恰如古人所云：“感悟起于心，运笔起于手”，而“心中具千古之思，腕下呈万里之势”。

劳伟的绘画从《芥子园画谱》入手，以研习宋元山水为基础，笔墨简约，形象清奇，追求画中有诗的意境。他的画既有一种古拙质朴的品质，又有温韵典雅的风范，笔墨趣味与艺术表现力相得益彰，笔端挥洒出来的是主观情感的抒发。劳伟亦游心于明清大家的经典画作，胸中逸气都化作点线的圆润、明净、和谐、秀雅或苍厚。明清文人艺术家以书入画，正如傅抱石先生所说的包含着深蕴的“文”、“人”、“画”性质，也就是“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劳伟在日积月累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激情四溢，又不浮不躁的鲜明个性和苍劲沉着、纵横跌宕的艺术特色。同时也践行着陈衡恪先生对于文人画精髓的概括: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即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人格与画格的统一。

云南，是劳伟的出生地和工作生活学习的地方，他热爱云南的山山水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遍了云南的茂林幽谷。在历代的中国山水画体系中，画家们并没有完满地表现过云南高原的山水风貌。劳伟认为，云南的山水不像北方山水那样石头外露，这里植被丰富，气势磅礴而不是险峻。也不像江南的烟雨山水，不以“秀”为外向。云南山水以苍茫、厚重的“苍”为神韵，远观其势磅礴、近观其质精微。所以，劳伟在注重山形、树形刻画的同时，更讲究发挥水墨画的用笔和用水的综合特点，以笔取气，以墨取韵，追求浪漫色彩的墨韵效果。他认为，无论是水墨抑或是书法，黑白二色是其核心。中国画中黑与白可以幻化为无限，中国文人画传统以黑白二色作为审美最高境界，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呈现人的情怀。劳伟的一系列的作品如《小河淌水》、《云岭晨曲图》、《天风浩荡兮彩云之南》、《龙潭之夏》、《苍云之下多秘境》、《云下林泉能洗心》、《云岭湖山》、《晨岚》、《故境难忘》、《如如在兹》等组成的“云岭风骨山水组画”，表现出了艺术家胸中之云岭丘壑，博大而深沉。有一幅耗时两个月画就的《春天永驻碧水沧崖间》，把昆明的西山滇池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视觉图式，风光无限，其景象宛如昆明市西南郊的大观楼前孙髯翁长联所云：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劳伟以较少笔墨、较多留白的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花鸟，也相当精彩，在作品《怀远》中，题款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如《寂者何所思》、《仁者爱人》、《菊翁自画像》。看得出作者简约几笔勾勒的鸟，用一块很大的空白陪衬，以表达胸中的的清淡之气。

劳伟是一位艺术功力和修养全面的杰出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其精于书法，擅山水、花鸟，通书画史、论，能诗文，始终固守于自己这片艺术天地，孜孜以求，取发高古，道法自然，“入古出新”，书法、绘画融为一体，将自己独有的气质个性发挥到极致。中年书法家王献生为他刻了一枚方章赞赏他“笔随天机”，而劳伟则自述“吾此生命幸有笔墨相依也。”笔墨带给了劳伟以欢乐、愉悦，也带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他的笔墨云南山水也为我国当代山水画坛增添了新篇章，使其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