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是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高手，也是中国书画折扇（扇面）发展兴盛的重要推手。文征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在书画折扇的创作上堪称一绝。至今，我们从文征明各种扇面作品和出版图录资料等信息中获知，其书画折扇（扇面）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传播之盛，似列“吴门四家”之首。

说到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人们自然会想到诸多因素：一是社会环境——书画市场化逐步形成和鉴藏活动之兴盛；二是审美对象——书画艺术审美趣味的阶层下移；三是创作队伍——书画艺术的传承教育的普及化；四是兼顾实用——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在明代中叶兴起的“吴门画派”时期，尤为显得突出。其中在扇面上进行绘画书法创作，是当时推动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征明青绿山水图扇页浙江省博物馆藏
 

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兴起的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扇子既是人们引风纳凉的器具，在扇面上写字作画，亦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消费趋于生活化所致。折扇作为日本、朝鲜舶来品始在北宋流传于中国上层社会，且书画入扇仍在团扇上。到了南宋，折扇的生产与使用已相当普及，临安城（今浙江杭州）还出现了专门制作折扇的店铺。但由于当时的工艺不够考究，折扇扇骨少，扇面用纸也比较粗糙，不宜题字作画，仅为一般市民日常使用，未能登大雅之堂。元代是书画扇面创作的低谷期，团扇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书画折扇（扇面）则偶有人为之，不见书画大家所为。进入明代，书画扇面再度兴起，但与前朝不同的是，以纸为面的折扇逐渐取代以绢为面的团扇。明代中期以后书画折扇（扇面）创作大兴，几乎看不到书画团扇了。

明代折扇的兴起主要原因：一是与当朝皇帝的喜好有关。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明成祖朱棣的推广，为折扇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二是与当时书画界的积极响应有关。明中后期以后苏州地区“吴门画派”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祝枝山等有大量精致的书画折扇（扇面）作品流传后世，在今日收藏拍卖市场上成为抢手的“佼佼者”。三是与中国书画市场化进入到兴发期有关。元代文人画的发展，使书画艺术重心从宫廷院体逐渐向民间地方画派转移，明代“吴门画派”影响力得到了迅猛扩大，并取代了宫廷院体和“浙派”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文征明对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的推动

文征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在他选择“弃官”到成为职业文人画家过程中，除他个人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外，与当时社会开始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很大关系。明中后期，苏州书画市场活跃和人们对书画消费的增长，引发了文人画家进行书画创新和积极入市的欲望，这一积极入市现象也是明代文人画家与元代文人画家有所区别之处。

画折扇（扇面）笔墨的技术难度增大，在有限弧面空间进行精思巧构、苦心营造更属不易。所以书画折扇（扇面）佳作，价格比一般书画册页要昂贵。文征明的“以书入扇”作品，行距错落有致，“竖行满字”相间“竖行二字”的书法布局，让人感到通透舒朗，如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韵律，其由书及人的那种“温厚儒雅”之个性风貌油然而至。他的“以画入扇”以精湛的技艺，将折扇（扇面）画艺术推向了极致，使其成为将扇面“小品”真正引入艺术殿堂——“大艺”之作的重要推手。

文征明绘画风格主要有细笔画和粗笔画两种，以细笔画最能代表“吴门画派”的风格。在扇画创作上也存在着细粗两种风格。如，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珍藏文征明85岁时所作《万壑争流图》扇面（图1），是典型的细笔“小品大艺”之作，在小小扇面上，似有千山耸立、万壑争流、层林竞秀之态，画面紧凑，气势宏大，画中山峰林立、壑流纵横、绿树相间等，是一般大幅山水画都较难达到的效果。另一幅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文征明《青绿山水图》扇面（图2），此画构图较稀疏，画面中右侧高耸山峰和其左侧平低山峦用粗笔勾勒成形，再上色渲染，在弧形扇面右下角绘大树掩映下一高台亭屋和坡石等，对角左上方是诗款：“芳草两堤三月暮，故人千里一书无”，整个扇画似学沈周一路的粗笔写意文人画的风格，显然与上面所述的《万壑争流图》扇面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写意诗的情感表现，以形简寓情取胜。文征明对中国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本身而言，文征明的成就似最为显著。将书法和绘画移植到这种弧形的扇面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在小小扇面上将山水大画的气势和精细融于方寸之间，给人一种“以小见大”艺术审美的享受。与文征明相比，由于唐寅、祝允明等声色流连、放荡不羁，人品和艺品较文征明都要欠缺。而文征明高尚人品与完美艺格，在当时赢得了同仁和世人的认可。另就他们的艺术生命而言，文征明比唐寅、祝允明分别要多从艺36年和32年之久，因而文征明在书画折扇（扇面）创作数量、质量等方面似更胜唐、祝一筹。

文征明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影响力

在文征明书画创作中，书画折扇（扇面）占了相当数量，现存尤以书画扇面居多，因其所用折扇的材质考究，扇画扇书的技艺精湛，不仅深受时人的推崇和藏爱，而且对后世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其艺术传承影响。据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末民国书画印本书目》上载，有《神州国光社》、《中华书局》、《民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平故宫博物院》、《艺苑真赏社》、《博文堂》、《天真美术馆》、《有正书局》等出版过29种文征明书画印本，资料显示其出版文征明书画印本数量居明代书画家之首，而《神州国光社》最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就出版文征明书画印本了，其中部分为书画扇册。除上述这些正规有名的书局、出版社等之外，一些私人出版商也出版过文征明的书画印本，如1921年美周出版社印制的《文征明扇面双绝神品》等。由此可见，文征明书画折扇（扇面）的精湛艺术受到后世追捧，上述各大传播书局、出版社不遗余力争相出版文征明的书画印本是最好的例证。1975年台湾地区邮政部门发行《扇面古画—折扇》邮票一套4枚，其中2.5元面值的邮票选用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征明山水扇面画。二是对鉴藏和中国书画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折扇与书画艺术的结合，使折扇走入了书画艺术作品的行列，且在创作艺术技法上要求更高，故称之为“小品大艺”。文征明及其“吴门四家”等在书画折扇（扇面）的创作艺术成就上，不仅仅是对书画艺术本身的拓展，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把小小的书画折扇（扇面），把中国书画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大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