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岳巍北京报道

在新书发表会上，野岛刚说他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写的其实不是故宫，而是两岸。他笑说：“你们被我骗了。”

《两个故宫的离合》日文版于2011年出版，被《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评为当年“最好看的书”。

野岛刚1968年出生，4岁那年，中日建交，11岁那年，中日缔结友好条约。他的少年时期正是中日两国刚刚恢复接触之后的首个蜜月期，在那段时间中，野岛刚幼年时读《三国演义》而生出的对于中国的兴趣促使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辅修中文，这项“技能”为他进入《朝日新闻》之后获得派驻台北与北京提供了可能。

担任《朝日新闻》驻台北记者以及随后驻北京记者的工作便利，使他能够有更多时间与机会接近两地的故宫，在历史的尘埃中，探寻被掩盖的故宫秘密。

他采访了两岸故宫的数位院长。在台北，时任院长周功鑫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破例让他参观保存文物的库房，在大陆，他重新丈量了当年北京故宫文物在战时的迁徙之路，并一路寻访当年的知情人。

他把书命名为《两个故宫的离合》，这让人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是一本以故宫来书写中国古代文化的书。野岛刚很明确地澄清，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他是借着两个故宫的离合，来书写中国近代史以及现代史上的政治变迁。

野岛刚说他18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那是一次中日大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距现在差不多过去了近30年。这次参访可以视为他与中国正式发生联系的开始。

曾经陌生的国度

《华夏时报》：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

野岛刚：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我18岁的时候，到吉林大学参加学生交流。那时候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还是一个神秘的、比较落伍的，而且有一点危险的地方，我父母反对我来，认为太危险，我爸爸就跟我说，你去中国一定会遇到人贩子，把你拐走卖给马戏团。

他们的观念很老，都没有去过中国。我当时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对许多日本人来说，那个时代中国是非常陌生的地方。

《华夏时报》：你对中国的兴趣从何而来？

野岛刚：应该是跟我小时候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有关系。在日本，比如《三国演义》这个题材，很受欢迎。我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了《三国演义》的漫画。后来我高中的时候，读了另外一本有关三国时代的书，那次读到另外一种看法——曹操是一个很好很伟大的政治家，刘备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思想的人，这颠覆了我当初看漫画时得出的结论，漫画中讲的是曹操是坏人，刘备是好人。我想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于是我看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书，所以很自然地对中国有了兴趣。

《华夏时报》：进入《朝日新闻》之后，你被派驻台北，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野岛刚：不可以选择。《朝日新闻》记者曾经超过一千人，发行量大概800万份。报社中学中文的人很多，所以都要看你的表现。我只是提交报告跟报社说，请你把我尽快派到可以用中文的地方。

与两个故宫的相遇

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成为野岛刚足迹所及之处。与这两所博物院的初次相遇，是在他就读大学时期。许多年之后，野岛刚还清楚地记得两个故宫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二者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也许正是这种差别，才在日后给他灵感，让他关注是什么造成了存在两个故宫的事实，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历史原因。

《华夏时报》：参观过两地的故宫博物院之后，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野岛刚：有很大的差别，参观北京故宫是我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博物馆，只是以为是一处建筑群。而台北，则明显是一个博物馆，但是与我想象中的故宫有点不一样，就是很安静，人很少。接待我的服务员，没有服务精神，像是公务员一样，所以感觉很失望。

《华夏时报》：什么时候动了念头想要写一本关于两岸故宫的书？

野岛刚：应该是2007年，我被派到台北去。那时候刚好是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民进党一直推动故宫改革，要把故宫作成亚洲的而非中华文化的博物馆。在他们的民意机构里面，就有了关于故宫的对立。我是时政记者，发现这种对立很有趣。特别是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马上把民进党的故宫路线推翻了，又开始说故宫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短短的8年内一个博物馆的定位就完全改变两次，这对台湾的民众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就觉得很奇怪很特殊，这是我的出发点，于是开始采访故宫。

《华夏时报》：实际上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而不是一个关于文化的书？

野岛刚：对，这个很明显。有人看的时候，一看封面和书名以为是关于文化的书。后来发现这是本关于政治的书。关于故宫的书，以前大部分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写，我在考虑要写一本关于故宫的书的时候，当然是不想跟以前别人写的一样。我是时政新闻记者，我的优势在政治、历史、外交，所以我的立足点是从政治切入。这是一本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两个故宫的问题的书。

历史翻弄的不止故宫

《华夏时报》：这本书的副题是“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这其中的历史是指怎样的历史？

野岛刚：这个历史等于是中国的近代史，故宫为什么要往上海、南京迁移？1932年我们日本人就占领东北，没有日本人去东北，就没有故宫的文物南迁。中日战争爆发了，文物又要从南京迁到四川，中日战争结束了，文物又回到了南京。国共内战又开始了，文物中的大部分又被带到台湾。全部故宫文物的历史，跟我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有很密切的关联。

《华夏时报》：两个故宫，是不是在隐喻台湾和大陆？

野岛刚：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两岸问题，才有两个故宫。没有两岸问题也没有两个故宫，我不知道这个是隐喻还是明喻，但总归是一个比喻吧。

《华夏时报》：书中有一处提道，你曾在一个公开场合问了刚好同台的北京故宫时任院长郑欣淼与台北故宫时任院长周功鑫一个问题，两个故宫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统一”，但是他们的回答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背后的政治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故宫问题其实也成为了政治问题？

野岛刚：我只能这么说，两个故宫的命运，一定会跟着两岸的命运一起走。比如说两岸非常对立的时候，两个故宫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到了1990年代以后，两岸开始有一点交流，两个故宫之间也开始有点交流，但民进党时代两岸对立，故宫之间的交流也停滞。国民党在2008年上台之后，两岸关系大幅改善，两岸的故宫又开始很密集地交流。

未来也是一样，是有点无奈，故宫没有决定的能力，两岸的关系决定它们的命运。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事实上是想通过故宫来说两岸？

野岛刚：对，肯定是这样。我是两岸问题专家，要写一个两岸问题，通过故宫这样一个文化博物馆，来描述两岸关系的核心跟内涵，能够吸引不止是日本人，还有大陆人、台湾人。不过，在台湾，民进党的人看完这本书以后骂我说，你怎么会写关于故宫的书，写故宫等于你是站在国民党那边。但是国民党的人也批评我，因为我很多部分介绍民进党的故宫改革，虽然没有批评，也没有赞同，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民进党的故宫改革计划，你写出来就是偏向民进党的，等于是你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双方不赞同，我里外不是人。我很期待中国大陆读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