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为了艺术，我应该很早就自杀了。”

85岁的草间弥生，过着精神疗养院和工作室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她入住的医院就在工作室对马路，步行仅5分钟。医院生活相当规律，早上起来7点检查体温，晚上9点就寝。她早上9点半到工作室开始创作，午饭5分钟完成，然后接着画，直到傍晚7点。

紧握画笔的草间弥生，仿佛在跟时间搏斗，像草一样顽强生长。

这个瘦小的日本老太太，套一件宽松鲜丽的长袍，上面缀满她那些标志性的波尔卡圆点。

若是出席公众活动，她会戴一顶亮粉色假发套，吩咐助手，“把我的‘帽子’拿来。”

面对镜头，她佝偻着背，嘟着小嘴，瞪着一双大圆眼，煤精般的眸子几乎不怎么转动;她自顾自嗫嚅着涂鸦着，根本没心思搭理问话的人。

圆点和她的精神病一样，成为草间弥生身上最深的印记。艺术天后、精神病患者、圆点女王、日本怪婆婆等诸多标签加在一起，都不足以概括她复杂多变的一生。

1960年代，亚洲女子草间弥生是纽约前卫艺术的先锋人物，影响力堪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匹敌。40年前，她回到东京，住进精神疗养院，销声匿迹。1993年，她独自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重出江湖，确立了自己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

国际上对草间弥生作品的认定——涵盖五十多年来的水彩、拼贴、绘画、雕塑、装置及行为艺术——是最近几年当代艺术史上的事情。在长期被认作精神异常的放逐者之后，草间弥生如今被视作日本现存的国宝级艺术家。她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不断证明自己，和小野洋子等人共同见证了当代艺术史，并被选入全球百大艺术家(亚洲仅两位入选)。

2009年6月底，英国《泰晤士报》公布20世纪最伟大的200名艺术家调查结果。毕加索、塞尚名列第一、第二，中国无人入选，日本有4位艺术家上榜：草间弥生、村上隆、杉本博司和野口勇。相比村上隆等人，“怪婆婆”草间弥生比他们提前了整整三四十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比村上隆好多了，压倒性胜利!”

去年年底，上海当代艺术馆带来草间弥生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草间弥生——我的一个梦”，开幕当天馆外就排起长龙，展览火爆至今，每次都要排队两三小时才能进馆，但丝毫没有消磨粉丝的热情。经典的南瓜雕塑将艺术馆里外布置得艳丽时尚;巨大的、重复的、红白相间的圆点，在展厅各个角落蔓延。一百多件展品中，包括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尺幅装置、绘画、雕塑和视频，让观众不知不觉中掉入草间弥生创造的神秘幻境中。

“活到如今，我愈发感到没时间攀登各个艺术领域的高峰了，我现在不能浪费哪怕一分钟。”因忙于创作，草间弥生本人没有亲临上海展览现场，回答本刊记者书面专访时，她解释道：“我如今的创作热情比此生任何时候都强烈。通过艺术我明白了生死，以及这个世界上绵延存活的众生;作为人类，通过创作，我不断学习爱与和平的真谛，宇宙万物的奥秘，我迫不及待要把这些都展现在画布上，可以说，我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在创作。”

花朵、圆点、南瓜，没人看见草疯长

草间弥生1929年生于日本长野县松本市一户富裕家庭，家族经营种子生意一百多年。“当时温室还很稀有，但我们家就有6间，常常会有学校带学生来参观。我家算是资产阶级，会赞助当地画家，可是一旦我想要成为画家，那又另当别论。”

10岁那年，她用铅笔画了一个安静、忧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童年写照。

“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带着素描本跑去家里的采种场玩。那里有一大片槿花，我会坐在花圃里胡思乱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样摆出不同表情开始和我说话，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我的耳朵开始痛。”

为了抵抗幻觉带来的惊恐，她拿起了画笔，画了许多张牙舞爪类似花朵的植物，后来做得越来越庞大。植物主题在她的创作中延续，反映的就是她对童年的回忆。

然而，她的精神疾病和对绘画的兴趣，遭到母亲的无视和嘲讽。在母亲看来，草间弥生所谓的幻觉都是胡说八道，画画更不是富家女应该做的事，她毁掉了草间弥生的画布，罚她和工人一起干活，还经常把她关起来打骂。“母亲常跟我说，没生你就好了，还打到我几乎失聪。我经常离家出走，晚上站在街头希望过往的车辆结束我的生命，我曾企图卧轨自杀，但那时的我太小太轻，风太大，我的身子飘了起来。”

草间弥生的父亲是入赘到她母亲家的，他的放荡生活导致妻子歇斯底里。“每次父亲出去找情人，母亲都叫我去跟踪，我在冬天的寒风中流鼻水，一边发抖一边走，由于年纪小，我一下就被父亲甩掉了，结果回到家，母亲又对我大发雷霆。在这惨淡的家庭里生活，只有画画能让我清醒。”

1941年，积年累月的战争扩大演变至太平洋战争阶段，大约这时候，草间弥生患上了神经性视听障碍，她经常出现幻觉，看到的世界仿佛隔着一层斑点状的网，“身边出现薄纱一样的灰色帐幕将我盖住”。强烈的恐怖感让她的精神接近崩溃，于是她开始画这些斑点，自那以后，圆点成了她作品中的标志性图案，她把它们看成来自宇宙和自然的信号，“地球也不过只是百万个圆点中的一个。”

1948年，19岁的草间弥生进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我一点都不喜欢古板且保守的学校。老师什么也不教，只要我们拼命把图画得精细，我实在受不了，大部分时间都在逃课自己作画。而且，我也很讨厌京都那种给画家排名，或者是搞师徒关系之类的麻烦事。”

逃课期间，她住进山里打坐冥想，画了不少“和人头一样大”的南瓜，“日本人用‘唐南瓜小子’来批评长得很丑的男人，或者用‘南瓜长眼鼻’形容人又矮又胖，感觉南瓜的形象并不太好，但南瓜的外型实在太可爱了，我完全无法抗拒。南瓜这种形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脂粉未施的大肚子，还有它强大的精神安定感。我和南瓜对坐着，就像达摩面壁10年那样，我可以花一整个月画一个南瓜，甚而废寝忘食。”

由于逃学过多，京都的美术学校准备将她开除，于是她返回长野老家，“当时我非常清楚，如果想在艺术上走得更远，必须逃离日本这个封闭的地方。我必须越过家乡这座高山，才能触摸到外面的世界。”

1955年，26岁的草间弥生在旧书店发现了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帮助下，她写信给欧姬芙寻求帮助。“虽然我在远方，我在艺术道路上才刚起步，我还是恳请您为我指路……”深受感动的女画家给她回了信，表示愿意在美国推荐她的作品。两年后，她拿到了前往美国的签证，离开之前，母亲给了她100万日元，告诉她永远不要踏入家门。“我到美国后，即使穷到快要饿死，也没有再去求她。”

临走时，草间弥生在家外河堤上毁掉了数千件画作，“我一把火全烧了，就是想和当下生活告别，并且激励自己，一定要画出更好的作品，我就是抱着这个觉悟前往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