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忠雄

我是通过自学成为建筑师，没有进过大学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我走上这条道路全是因为对建筑的喜爱。我一直觉得只要你有梦想有理想有追求的话，最终是能够达到你想达到的目标的。近年来我在中国有非常多的项目，在中国做了许多大胆的创新的建筑，目前，我80%的建筑项目都在海外。我一直觉得好的建筑应该是能使人感动的，我也希望在中国能有令人感动的建筑作品出现。

我在15岁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了建筑。那时我有一位很好的数学老师，那些几何图形，让我对数学和几何形体产生了兴趣。同时，家附近有一些木工的作坊，那些传统的木工结构让我深深着迷，于是有了要成为建筑师这样的想法。然而虽然我很喜欢建筑，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进入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这时候我就在想该要怎么去实现自己的建筑梦想。我觉得，用自己的方法，只要努力的话，总能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在座诸位身处于这么广大的中国，只要你努力的话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各种理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不像在日本地方小，限制也会非常多。

1965年，我24岁的时候独自一个人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建筑学之路，对我们学建筑的人而言，欧洲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第一次看到罗马万神庙，以及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当我站在帕特农神庙前，我心里觉得这是很棒的建筑，但是当时的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竖在那里的那些柱子，不过在反复研究观看琢磨之后，我逐渐理解了这样的建筑。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自己目前还不能理解或者还不能做到的话，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只要最后能够做到达到这个目标就可以了。后来到非洲，到印度，在靠近赤道、温度将近50°C的地方，我们坐在船上，不断有人支撑不住倒下来，当然我也是，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尽了努力的话就是可以的。

游学完毕回到日本后，我开始对城市建设展开了积极的提案。在我的故乡大阪，在四十年前是没有什么树林绿化的，1945年的日本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城市建设都毁于战争之中。我回到日本后觉得对于这样的城市，如果能在屋顶上种植绿化的话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于是我向大阪市政府提出了我的想法，当时政府的官员对于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想法是不太重视的，我的想法很快就被否决了。但是我觉得，公共建筑需要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虽然第一个提案失败了，我还是不灰心又做了一个提案，在建筑物上面做一些公共的美术馆，还有一些屋顶绿化，把一些文化设施也放在屋顶上面，结果还是一样，官员们觉得“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啊，不需要你这样的提案”。我现在回头看觉得，如果当时他们采纳了我的提议，那么大阪现在应该是个更好的城市了。后来我又把目光转向了大阪的中之岛，岛上都是公园，我提案在公园地下做一些公众的文化设施，还是一样被拒绝了。当时手上没有工作项目，所以我不想放弃提案也不气馁。好的城市建筑规划，应该是政府、市民和建筑师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继续提案，在大阪市一个百年历史建筑的内部，建造一个现代简洁的蛋形结构，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建筑中插入现代化的东西，仿佛爷爷抱着孙子这样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提案也还是被拒绝了。即使如此，我依然觉得好的建筑是社会各方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想法，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都慢慢实现了。

纽约是一个人工与自然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空间尺度非常大的地方，也希望能有更多好的建筑出现。首先对城市来讲，既有的东西不好好去做我觉得是不行的。就像在苏州有很多的水路一样，纽约也有一条废弃的铁道，在1990年废弃的铁道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公园。在巴黎卢浮宫的改造中，贝聿铭先生嵌入了金字塔结构，对于城市而言，如何让它现有的东西焕发新的容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在巴黎也有这样的例子，巴士底的废弃公路上，现在改造成了公园(BatilleViaduct)。同样苏州有很多的水路，如何让这些水路焕发新的活力，在老的文脉当中，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对于苏州的城市开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的项目预计于今年9月30日正式开幕了。当初接到项目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的创新的设计，同时心里也暗自担心，这种在方形空间中插入圆形通道的建筑形态会不被认可，施工上也是非常有难度，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业主一次性就通过了，在初次视察工地的时候我提到剧院边上有个水池会更好，第二年来的时候水池就已经成型了。这种给予建筑师的自由度，以及执行的效率，在日本或者许多别的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我在苏州的第一个项目——位于姑苏裕沁庭的“希望之墙”预计将于两年内建成，这是一个长150米高10米的绿色植被墙，墙体上融合了很多苏州古典园林中圆形三角形“花窗”的元素。这个项目也是我向积水住宅主动提案的，很高兴他们能接受。希望这个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设计能成为让人激动、抓住人心的作品。日本的建筑总体给人感觉是纤细的，与自然有巧妙融合，而中国的建筑给人更多的是粗放的感觉，很大气，但是在节约能源方面还有待于提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