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伟河边
 

1839年8月19日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后电影、电视、电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从宇宙宏观到分子微观，从摄影到三D造型，最新的科技手段正力争满足人类视觉对真实体验的要求。科技手段虽然能记录事物的瞬间和发展过程，但视觉真实却无法呈现事物对人的真情实感，这就为绘画的发展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绘画与摄影摄像的区别在于绘画中蕴含着画家浓浓的情感。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他解释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会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在当代中国画坛上，画家们用艺术语言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表达出来，胡正伟先生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数十年来专注于西北边塞题材创作，以浪漫主义情怀，娴熟的笔墨，为画坛吹来一股清新强劲的“西风”，对当代写意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纪录电视（影）的进步，我们能够领略各地优美的风光，旅游业的发达使我们能够去到想去的地方。西部风光无疑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他（她）们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西部的各个景点，在拍照、吃当地特色大餐、购买旅游纪念品，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各自的家乡以后，发现自己旅游除了部分体验了纪录片中的美景之外，似乎没有获得别的体验。不是纪录片欺骗了人们，也不是旅游不到位，而是我们缺少对当地风俗的深刻理解，就无法深刻体会美景的独特之处，因为美景是人的美景——“人化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适应自然，而人改造自然，使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胡正伟先生扎根甘肃几十年，他行走在西部的城镇和农村，体验过戈壁大漠的寂寥死寂，冰山大川的荒寒冷漠，对西部地区人们那种特有的乐观、坚韧、善良的性格深有体会，由于对西部人民生活的深刻体验，他的作品中西部的荒凉风景充满了坚韧温情。画家非常强调对人物情感的塑造，他说：“了解观察他（她）的生活、地域，从中挖掘出内心的气质、神韵，既要‘形似’更重要的要‘神似’，通过笔墨抒发感情，塑造人物的心灵。”在《回乡集市》图中，画面上回族大爷的善良、中年男子的乐观、回族大嫂的淳朴以及汉族姑娘的美丽融合在一起，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以及肥羊、摩托车等背景的描绘，将回乡人们生活以及风俗刻画得淋漓尽致。《河边》一画描绘一藏族妇女在河边梳发的场景，结实的身体，微笑的表情等细节的描绘，将人物内心对幸福生活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充分表达出来。而《温暖》通过头戴头巾的回族妇女怀抱一幼儿，周围是肥硕的公鸡和母鸡围着她们觅食，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充分表达了改革开放以后宁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改革开放发自肺腑的歌颂。

人是生活在文化历史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个体，他的行为，他的所思所想，既是他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胡正伟先生的作品不仅表现西北人民的现实生活，还把目光回溯到遥远的历史深空中。在《关山月》一图中，画面上半部的率意笔墨勾勒皴擦出的雪山冰峰，高耸巍峨直插云霄，月亮在烟云的掩映下悬在山顶，夜月若隐若现，似乎是风雪将至的感觉，更显出“关山”苍茫、悲壮的氛围，引人遥想边塞的荒寒与艰辛，有一种“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的氛围；画面中部为大量空白，喻示着无限丰富与难以穷尽的边陲情境，尽在无以复加与不著一墨的空白之中，这是一种“虚写”，都是最为丰富的表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下部，近景的丘陵中表现了跋涉于万重关山中的行旅者，他们沟通中西交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画家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在笔情墨韵之中既有生命的粗犷与剽悍，野性与阳刚渴望，又有粗犷与精细，阳刚与阴柔的赞美，从而在风尘仆仆中透出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绚丽。而在另一幅《天山行旅图》中，采用条幅的构图：近景处描绘一驼队载着货物和商人行走在天山脚下，远处是白皑皑的雪山，画面上人物戴厚厚的头巾，尤其是女人红色的头巾与男子帽子上红色的帽饰就像朵朵火焰，在画面上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勃勃生命力的象征。

宁夏曾经是西夏国的首都，西夏是参照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建立起来的王朝，其风俗既有中原地区的内容又有自己独特的塞外特色。胡正伟先生的许多作品就穿过厚重的历史经纬，直接描绘古代塞外风情，使我们对西北边疆风俗有一个历史的纵向体验。在《西夏风情录》中，画家以条幅构图，画面上胡杨林隐约显出白色的帐篷，在胡杨林边的场地上是整装待发的驼队，有挤奶的妇女，有担水的妇女……驼队、胡服、胡人……将异域的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晨练图》中，胡杨林边男子骑着奔驰的骏马，射击远处的目标，女子骑着雄赳赳的骆驼，张弓搭箭，尽显英雄豪情，将塞外民族不畏艰险、英勇抗争的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另外，像《只识弯弓射大雕》、《驼乡涉猎图》、《牧归》等此类题材的作品，产生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邃感。

就画法而言，胡正伟先生的绘画属于写意画法，他显然从继承了传统绘画的优长并适应当代精神地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写意人物画风格。笔墨成为中国绘画的核心载体。从王维的“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传为王维《山水诀》）到近代黄宾虹：“古人于用笔之外，尤重用墨，画中三昧，舍笔墨无由参悟”（《虹庐画谈》），都非常强调用笔用墨。胡先生的写意人物画以泼墨为之，画面上墨色浓淡干湿，线条徐驰穿插，皴擦点染，一股奔放的豪气扑面而来。应该说，胡先生将花鸟、山水的某些技法应用到人物画中来，形成了自家气象。在《八大山人》一画中，画面上粗看以松树、怪石、水鸟构成典型的八大山人语言风格，仔细观看品味，画家将八大山人肖像变形为怪石，整个画面造型概括，笔墨浑厚老道，将八大山人国破家亡后寄情笔墨“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心情表露无遗。在《梅妻鹤子》中北宋处士林逋的造型与山石类似，而《东坡诗意图》中老渔翁的造型也绝类山石，都是胡先生运用传统笔墨对人物造型的改造。

胡先生在笔墨运用上更强调笔、墨之间的协调与构成，在人物画《苏武牧羊》一图中，画家运用旋转的笔触塑造出大风中的苏武形象，被风吹起的头发胡须，显示出暴风雪中苏武坚定的信念。光秃秃的节杖与苏武的身体就像被风高高吹扬的旗帜，正是中国人坚守的“威武不能屈”的信念的显现。而《昭君出塞》一图中，画家描绘昭君被大风吹起的“头发”，以泼墨的手法表现被风吹起的头发遮住了昭君的半边脸和整个身子，也可以看作是风把昭君的披风吹起。这种表现手法既表现风大、荒凉的自然景象，透出一股悲凉之意；又与现代绘画的构成观念相契合，赋予一种现代绘画气息。而在《赛驼图》中，画家更是放松笔墨的“缰绳”，画面上是斑斑驳驳的墨块，自上而下呈现“S”型，非常富有动势，在墨块中以流畅的笔法勾勒骆驼的头和四肢，一匹匹生龙活虎的骆驼在纸上奔跑起来。骆驼上的人也用墨线勾勒头、四肢，使人、骆驼融合成一首雄壮的笔墨大合唱。《踏歌行》也采用了这样的表现方式，尤其是画面正中穿红袍的男子，他挥舞的双手与红色的袍服，构成了画面的最强音。

综上所述，古人早就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观念，告诫人们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现代人们更是提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主张，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但实践中人们往往将生活简单理解为对生活现象，没有看到生活的本质，似乎只要我们能像照相机一样抓住生活现象就能抓住了生活本身。事实上，对生活不了解的前提下生活现象只是生活的躯壳，只抓住现象就会使艺术表面化、碎片化。胡正伟先生怀着深沉的情感深入生活，防止了对生活观察的表面化、主观化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情感放到历史的经纬中，使其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丰富感。纵观他的艺术，对生活的认识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对生活的切身体验。胡先生从生活中攫取素材，并将自己对生活的丰富情感融入艺术创作中，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特色的艺术风格，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